三、黨內民主製度
一黨長期執政體製下,政黨的性質與兩黨或多黨體製下的政黨性質有很大的區別。兩黨或多黨體製下，政黨的性質更接近社會團體，隻不過是以謀求掌握政權為目的的團體而已，遵循社會的規則。而一黨長期執政體製下，政黨與國家關係十分密切，甚至黨國一體化，政黨的性質更像國家機關，隻不過其行為一般需要經過合法化的過程。正因此，政黨需要遵循權力機關的規則。一個組織擁有極大的權力但又不遵循權力組織應有的運行規則，政治衰敗必然發生。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政治衰敗大都與這個原因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關鍵是政黨自身的民主化。政黨作為國家權力的實際操控者，如果其行為是非民主的，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隻能是一句空話。兩黨或多黨體製下，多元民主的憲政架構客觀上要求政黨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民主製度，換句話說，國家民主化推動政黨民主化。一黨長期執政的體製正相反，是要先有一個民主的政黨製度來推動國家的民主化。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學者一般對“民主”的基本態度是非常謹慎的，“既不全盤接受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也不拒斥當代民主化的曆史走向，而是既擁有人類政治文明的眼光，又立足於中國的現實，探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具體道路。”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民主化道路獲得了學術界較為普遍的支持。然而，這其中有個觀念的轉變問題，不能把黨內民主看成是政黨自己的事情，而要看到這是國家民主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建構政黨與社會良性關係，黨內民主至為關鍵。“就黨對社會的領導來說，黨是溝通國家和社會的橋梁，是社會的領導核心。”選舉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旨在尋求一種政黨之外的力量來約束政黨，使之不至於與社會異化。而政黨是否可以自生出一種力量——
一種與社會緊密結合的力量，約束政黨自身不與社會相脫離，這種力量孕育的製度環境就是黨內民主。
為什麼說黨內民主可以孕育出一種自我約束的力量，一種與社會相結合的力量？黨員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他們是社會中的一員，他們當然有自身的利益訴求，但是這種利益訴求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層麵利益訴求的反映和折射。任何政黨都是聲稱自己是反映民意、體現民意，代表民意，以民意為依歸的。一個政黨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並不是看這個政黨的旗幟上寫的，而是看該政黨是否有一套有效的製度安排。這種製度安排就是黨內民主。民主不是目的，民主背後實質上體現的是一種追求平等的力量。如果黨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是平等的，有權力表達自己的主張，黨內沒有任何個人和機構可以將自己的意願強加給他們，那麼民意就可能成為黨的意誌。如果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黨就容易成為少數人的工具，表現出的政治後果就是黨與社會相異化。所以，我們看到執政黨黨內民主生活執行得比較好的時期，也是政黨與社會關係比較好的時期；黨內民主生活破壞的時期，同樣也是黨與社會關係惡化的時期。
實行黨內民主，“在這個問題上，要著重加強民主政治的製度建設，特別是要不斷發展黨內民主，並由黨內民主的發展逐步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發展黨內民主，是政治體製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係，是其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一黨長期執政體製下，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容易失衡，而且這種失衡總是表現為偏向於集中的失衡。意大利政治學者米歇爾斯，100年前就從組織本身的特性對組織中權力集中化的趨勢作過研究。“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於選民、被委托者對於委托者、代表對於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米歇爾斯敏銳的洞察了組織官僚化（權力集中）趨勢，但是米氏將問題歸因於組織的專業化卻難以令人苟同。組織中任何人都有擴張自己權力的衝動，居於組織領導地位的人當然在這種擴張權力衝動的博弈中占據優勢，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約束機製的話，權力向之傾斜是必然的。我們對民主集中製的經典解釋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集中多於民主。因為從權力博弈的角度看，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容易，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卻很難。所以尋求對權力的製度化約束是關鍵。製度化不是指有沒有製度規定，關鍵看製度對人的約束力是否具有權威性。20世紀中期以來，不少國家製定《政黨法》，用法律來規範政黨的行為。這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有借鑒價值的做法。法律所具有的穩定性和權威性，有利於保障黨內民主。其實，不僅是保障黨內民主，從更寬的範圍看，政黨與社會關係本身也需要探討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和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