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去行政化”
政黨回歸政治與政黨“去行政化”有關聯，但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更多是就政黨與社會關係的內容，而後者更多是指政黨與社會相互作用的方式。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黨與社會是一種行政關係，是一種上下級關係，命令服從關係。經過改革開放的曆程，政黨與社會的行政關係逐步淡化，被新型的政治關係、法律關係、契約關係所替代。從宏觀麵上看，“去行政化”要求執政黨實現“從‘治民’到‘民治’”的轉變。
從微觀麵看，社會組織當中黨組織與行政體係和組織成員的關係，在大多數領域都淡化了傳統社會主義時期那種行政關係。在經濟組織中最為典型。隨著經濟領域“單位製”的解體和市場主體的成熟，黨向企業行政體係和企業員工發號施令的基礎瓦解了。黨組織在經濟實體中作用隻能是通過合法方式進入企業行政體係，或者通過發揮好黨員的先鋒模式作用，發揮好黨支部的政治堡壘作用。顯然黨組織沒有了過去命令服從的效力，不是行政關係，更是一種政治關係，是通過政治影響力發揮作用。
從宏觀麵看，政黨對社會直接發號施令的情況也大大減少。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工、農、商、學、兵，黨實行一元化領導。改革開放30年來，“政黨主宰”的一元化體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執政黨發揮對社會的領導作用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一、將黨的政策轉化成國家的法律，由政策治國轉化成法律治國。二、通過合法進行政權機構的黨的負責人和黨員保證實現黨的意誌。近年來，許多地方黨的負責人兼任人大負責人其製度設計的目的就在此。顯然政黨對社會的領導不再是過去那種直接行政關係。
三、回應性
“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政黨嚴重依賴政治動員的行為。在政治動員行為模式中，執政黨運用各種手段將社會納入政黨自身的目標體係當中來，社會成為政黨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盡管政黨也認為自己的目標代表社會目標，但是這隻是從終極目標而言，在一定時期總是以犧牲社會目標為特征。政治動員行為模式清楚地反映出政黨與社會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目標—工具型”的特征。
經過30年改革開放，社會從“政黨主宰”的政黨、國家、社會三位一體的形態下分離出來，並日益成為獨立的政治主體。社會不僅是作為政黨的工具存在，政黨與社會的“目標—工具型”關係轉變成“互為目標互為工具型”的關係，甚至倒轉過來政黨正轉型為社會的工具。社會作為政治主體的獨立性、自主性逐步增強。如果說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治發展是政黨一元驅動的話，今天的政治發展呈現出政黨、國家、社會三元驅動。社會已經成為政治發展的重要發動機。
由於政治發展過程中社會獨立自主特性的發育，政黨行為也由主宰性向回應性轉變。執政黨對社會的回應性體現在兩個重要的方麵：一、社會充當政治創新的源頭，政黨予以肯定的回應並運用政權的力量推進。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就是中國農民自己的創造。如果沒有執政黨的積極回應並用強力推進，很難形成現在這個局麵。二、社會對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為執政黨所重視，從而由執政黨做出政治體製改革的回應。私營企業主入黨問題，在改革開放前沿地帶呼聲一直比較強烈，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的講話中代表黨中央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有私營企業主代表，並在黨章和憲法中都對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