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領導”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特征及其未來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曆程，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轉型。傳統社會主義形成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基本上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相適應的“政黨領導”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已經初具雛形。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同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調整關係密切。解決當前中國麵臨的一係列發展中的問題，與“政黨領導”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進一步完善有關。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形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尋求執政黨與社會良性互動的製度安排對於中國社會長治久安有重要意義。
第一節“政黨領導”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特征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領導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和路徑依賴的理論觀之，任何削弱、淡化、動搖、改變這種領導地位都很可能引起災難性的後果，至少會出現相當長時間的災難期。所以，鞏固和改善黨的領導一直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轉型具有“革命性”，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則是“改良性”的。改革開放30年來，政黨與社會關係已經作出了重大的調整，但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這也是本文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政黨與社會關係概括為“政黨領導”模式的原因。所以，30年政黨與社會關係調整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在維護執政黨領導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探索執政黨領導社會新方式的過程。在30年的調整過程中，執政黨自身、社會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一係列變化從以下四個方麵明顯地表現出來：
一、回歸政治
政黨，顧名思義就是謀求獲取和控製政權的政治集團，其活動圍繞獲取和控製政權而展開。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黨的活動被大大拓展了，幾乎囊括了社會生活所有方麵，成為“全能主義政黨”。正如前麵有關章節所分析的，“全能主義政黨”在一定曆史時期有其曆史必然性，但是如果不能在曆史使命完成後擇機退出，也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改革開放30年，“全能主義政黨”逐步退出。執政黨解除過去“不可承受之重”，將應該由社會承擔或社會有能力承擔的事務，逐步還權於社會。政黨逐步將活動的重心回歸到與政權有關係的政治活動當中來。
政黨回歸政治，得到了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肯定。黨的十三大指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誌，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範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個思路在以後的黨代會上不斷強調並有所發展。顯然，在這個指導思想下，黨的活動領域與“全能主義政黨”相比有相當大的縮減，由過去無所不包轉變為聚焦於與政權有關的領域。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由行政手段治國向政治手段治國轉型。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經曆了“從用革命方法執政的政黨轉型為一個用行政方法執政的政黨”，“使中國共產黨由從一個推廣革命的政黨轉變成了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政黨”。這是第一次大轉型。現在麵臨第二次大轉型，即“把黨從行政黨轉型為一個強大的用政治方法統治國家的執政黨”
政黨回歸政治，對於緩解“全能主義政治”形態下政黨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有重要意義，政黨不再是社會事務的管理者，而是充當社會各階層利益表達和利益整合的工具，在更高的層麵上整合社會。這與我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實踐可以觀察到的經驗事實是吻合的。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執政黨已經基本從經濟實體的經營管理角色退出來，而工作重心轉型到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通過憲政機製實現政黨與社會良性互動。當然，政黨回歸政治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事實上，黨的組織還承擔著大量的社會事務，這是轉型階段的必然。如農村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事實上是當地的行政管理的權力中心，而且是第一級的權力中心，這與國家對農村社會管理滲透力弱以及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培育需要過程有關。如國有大中型企業，黨組織還發揮著重要的保證監督作用，這個保證監督作用顯然不僅是指監督保證國家大政方針在企業有效實施的問題，還包括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內部人控製”的問題。當國家對國有企業管理還有不少管理真空地帶的情況下，這個監督保證作用十分有必要，黨組織的體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彌補國家的管理真空。所以，政黨回歸政治隻是一個過程性的描述，而不是一個靜態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