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政黨領導”轉型的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整整30年了。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隻有經濟體製改革，至今還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顯然是一種誤解，正如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指出：“實際上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已經搞了30年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的標誌，當時先有解放思想，政治民主，是民主政治打了頭，之後才有經濟改革，才有市場經濟。”確實，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隻解釋成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是講不通的。30年來，中國政治體製也發生的巨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沒有相應的政治體製的變革是不可能實現的。從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變化實實在在發生了，與傳統社會主義時期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已經全麵鬆動或解體，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黨領導”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已經初具雛形，盡管離完善還有相當距離，但是基本框架已經具備。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個漸進的過程，與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治形態的建立過程有很大的區別。傳統社會主義政治形態的建立是“建構”的，即有一個模板然後一步步建立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形態的建立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並沒有一個現成的模板，借用一句民間形象的說法，“打鐵沒樣，邊打邊像”，屬於“進化”的過程。由於中國改革的漸進性，新舊體製此消彼長，要劃分出涇渭分明的階段比較困難。然而，根據新舊體製混合的比重，30年大體可以劃分為10年一個分期的三個階段：（1）舊體製退出階段，1978-1987，即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三大期間；（2）新體製探索調整階段，1987-1997，即黨的十三大到十五大期間；（3）新體製製度創新階段，1997-2007年，即黨的十五大至十七大。
一、舊體製退出階段（1978-1987，即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三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曆史進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果斷地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林尚立認為，改革開放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邏輯是不一樣的。政治體製改革是“修複性”的，使在“文革”中發生嚴重變異的政治體製恢複到常態，也就是恢複到八大路線上來。經濟體製改革則是“突破性”的，針對的不是變異的經濟體製，而是計劃經濟體製本身。林尚立的觀點用來解釋兩種改革起步的邏輯是對的，但是經濟體製改革一旦啟動起來，對政治體製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就不可能隻是“修複性”的，同樣是“突破性”的。
中國改革由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國農民事實上回到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這不是恢複到“文革”前，而是恢複到了“三大改造”以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全麵推廣，帶來巨大的政治後果，那就是人民公社解體。所以說，李君如關於“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已經搞了30年了”是有道理的。人民公社是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治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公社解體，意味著國家控製權的退縮，農民從國家權力的直接控製下解放出來。人民公社是典型的黨政社三位一體的組織，黨是主宰。黨是國家權力的化身和直接代表，國家權力的退縮，也就是黨不再作為農村經濟實體的經營管理者而存在。執政黨與農民的關係發生了突破性的變化，可以說“政黨主宰”社會的關係模式首先從農村發生轉變。
農村的改革路徑及其速效大大推動了城市改革的進程。城市改革主要集中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是采取承包責任製的方式，將原來企業與國家之間的行政命令關係改變成契約關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要求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把經營權真正交給企業，理順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和生產者的關係，切實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使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在領導體製上實行廠長負責製，強化了企業行政體係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主導地位。1988年4月《企業法》的頒布實施，國家與企業的新型關係具有了法律地位。領導體製上，確立了新三會“董事會、股東大會、總經理辦公會”。執政黨過去所處的決策行政中心的位置改變了，成為了政治核心，主要發揮監督保證作用。與農村的情況一樣，國家與企業契約關係代替了過去的行政命令關係，國家權力退縮了。執政黨與企業的關係發生了突破性的變化，黨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的情況改變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中國出現了大量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這類企業中，執政黨從來就沒有獲取過主宰經營活動的地位，因為於法於理都講不通。不要說主宰經營活動了，就是參與經營決策都難做到。如溫州全國著名民營企業正太集團黨組織負責人所說的：“萬一決策失誤誰來承擔責任，到時候跳樓的是老板，不是我。黨組織不可能承擔這個責任，替老板跳樓。不能承擔責任，怎麼能參與決策呢？”
“政黨主宰”社會的模式在城市也遇到了挑戰。在經濟實體的經營活動中，“政黨主宰”社會關係的模式逐步地解體。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是吻合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以放權為主，中央向地方放權，國家向企業和農民放權，執政黨向政府和行政組織放權。從政黨與社會關係調整的角度看，放權的過程也就是“政黨主宰”社會關係模式鬆動和解體的過程。因為傳統社會主義形態下，黨是權力的主宰，是國家權力的代表和化身，放權當然意味著黨的權力的收縮。
將第一個十年稱為“舊體製退出階段”，並不是說新體製完全沒有生長，而是與新體製的建立相比，舊體製的退出的內容更多，占據了主導地位。在這一階段中當然也存在著新體製建立的諸多舉措，其中也不乏標誌性事件，比如，1982年新憲法頒布，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活動，構成政黨與社會關係新體製的重要製度基石和新的生長點。
二、新體製探索、調整和重新定位階段（1987-1997，即黨的十三大到十五大期間）
十年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改革的路徑來看，經濟體製改革是先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政治體製改革基本是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展開的，阻礙經濟建設的上層建築部分先改。這個期間的政治體製改革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沒有當作一個獨立的任務來對待。鄧小平1986年就指出：“現在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證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就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鄧小平指出，“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於領導，黨政需要分開，這個問題要提上議事日程。”在改革開放形勢發展的推動和鄧小平的大力倡導下，黨的十三大對政治體製改革進行了全麵部署，要對權力過於集中這個傳統政治體製的“總病根”開刀。十三大報告在黨政分開的新架構下，對黨領導的內容和方式都作了新的概括：“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