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性社會”的解體表現為“單位製”的瓦解，人們身份的社會化，社會自組織的出現，社會呈現出“離散性”特征。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執政黨將自身組織體係嵌入社會組織當中，實現對社會的全覆蓋從而主宰社會。顯然，隨著市場經濟往縱深發展，“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結構基礎消解了。為了抑製社會出現的分離散性趨勢，執政黨必須尋求新的製度安排主導社會，以保持政治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
三、政治背景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運動的重點是清算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左”的影響，突破左的年代設置的一個個禁區，從而為改革開放掃除障礙。黨的領導問題就是這樣的超級禁區之一。鄧小平以改革家的勇氣，直接切入這個禁區。鄧小平指出“思想一僵化，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比如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幹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鄧小平還指出“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係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在鄧小平的支持和倡導下，改進和完善黨的領導從一開始就成為政治體製改革題中應有之義，為調整政黨與社會的關係掃清了思想障礙。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創造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和目標。文化大革命從反麵給了中國共產黨人以十分慘痛的教訓。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那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現代翻版。人民民主，需要相應的製度安排，需要切實的法律保障，沒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是很脆弱的民主。發揚民主，完善法製，是中國共產黨人反思文化大革命得出的兩個最重要的政治結論。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發展其實就是沿著這兩條主線來展開的。從國家政權建設宏觀層麵上來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執政黨必須組織領導好廣大人民群眾參政議政，保證政權體現廣大人民的意誌，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從社會微觀層麵上來講，執政黨要還權於民，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管理好自己的事務。執政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不是為人民做主。調整政黨與社會關係，啟動從政黨主宰模式向政黨領導模式轉型，正是在這個大的政治背景下展開的。
中國共產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轉型，還有重要的國際背景。上世紀80、90年代，蘇聯東歐等一係列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喪失政權，有的甚至導致國家解體、執政黨解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這裏確實存在西方國家乘人之危、推波助瀾、趁火打劫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還是在執政黨自身。學界主流的看法是，蘇聯東歐執政黨已經脫變成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不代表社會的利益，因而最終遭到人民的唾棄。高新民的概括比較有代表性：“蘇共喪失政權的原因很多，世界各國的學者、政界都分析其失敗的原因，大家所持立場不同，分析方法不同，所得結論自然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得到大家公認的，即蘇共在執政七十多年的曆史中，雖然有過輝煌的業績，但黨內逐漸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喪失了人心。”正如國內學界廣泛引用的蘇聯社會科學院民意調查所顯示的那樣，當接受調查的被問及“你認為蘇共的政策代表誰的利益”時，受訪者85%認為，蘇聯共產黨代表黨政工作人員的機關的利益；認為代表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利益的僅占2%。蘇共和東歐等國共產黨垮台給中國共產黨人以極大的警示，加強執政黨建設問題正是在這個警示下提出來的，成為調整執政黨與社會關係的重要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