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發動大躍進所采取的策略是很不一樣的，甚至可以說是正相反。大躍進是依靠黨組織體係來進行，而文化大革命則是以黨的體係為革命對象，“踢開黨委鬧革命”。毛澤東自運動一開始就越過黨的組織體係。被稱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索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公開發表後除了江青、張春橋（當時都還沒有在中央領導崗位）少數人之外，中央領導人都不知情，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負責同誌不知情，中央宣傳部也不知情。
毛澤東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所以要直接發動群眾，號召群眾起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奪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權。劉少奇在運動初期派工作組，試圖把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軌道，被毛澤東認為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紅衛兵運動一馬當先衝擊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隨即，各類造反派組織風起雲湧，派係林立，競相奪權。黨的各級幹部成為革命的對象，黨的組織陷入癱瘓，全國進入無政府狀態，甚至出現嚴重的武鬥，一度陷入內戰的邊緣。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與毛澤東拋開黨的組織體係有重要的關聯。為什麼一旦拋開黨的組織體係，社會就會陷入如此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在“政黨主宰”社會的模式下，黨是社會的唯一權威，嵌入社會組織的黨組織事實上是各類社會組織的領導核心和行政管理中心，社會組織自主性極差。在這種政治和社會結構形態下，任何動搖、削弱黨的權威地位都容易造成社會混亂，更何況是“踢開黨委鬧革命”。所幸當時軍隊還保持穩定。為什麼在如此無政府狀態下，政權還能穩固？一靠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當時黨的領導，就是毛澤東個人領導。二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林彪就說過，“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力量。”剔除林彪吹捧毛澤東和他自己的成份後，這話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第三，為什麼文化大革命能夠把群眾發動起來？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錯誤發動的”，這是大家普遍共識。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能把人民群眾如此廣泛的發動起來？廣大人民群眾為什麼會呼應毛澤東的個人號召而投入與整個黨的體係作鬥爭？應該說絕對多數人還是抱著良好真誠的願望投入這場運動當中去的。首先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心目當中有極其崇高的地位，加上長期以來社會上不正常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氛圍，所以對毛澤東的號召有一種不假思索的盲從，毛主席號召的，總是對的。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體製性原因。
首先，社會主義所有製改造完成以後，中國社會經過“單位”化的編組，人們無不生活在“單位”當中。事實上個人的行為是沒有選擇的，是被強製的，隻不過這種強製有相當的隱蔽性。當文化大革命成為單位的目標和宗旨時，個人不得不卷入，觀望或騎牆都是不可能的，或者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其次，毛澤東利用了群眾與科層組織的矛盾，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在科層組織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是天然的，是與科層組織相伴生的產物。當全國人民都被編組到“單位”之中的時候，整個社會的階段矛盾也就轉化為管理矛盾，轉化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在生產關係嚴重超越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情況下，管理矛盾背後則還蘊涵更深層次的原因，即不僅是管理者水平問題，還有“生產力暴動”的因素在裏邊。所以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很容易被激化。當時維持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平衡，維持個人與組織的平衡，維持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平衡，是通過政治化的手段來實現的。“政黨主宰”社會的條件下，社會被徹底政治化了，持續的政治動員、政治教育、思想鬥爭，使這種平衡得以維持。毛澤東打破這種平衡也是利用政治化的手段。毛澤東賦予管理矛盾以階級鬥爭的性質。毛澤東告誡群眾，黨內當權者已經構成一個資產階級，而要把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推翻，把權給奪回來，必須采用“革命”手段。管理問題被政治化了。當整個社會被徹底政治化的情況下，領袖的號召迅速點燃群眾的政治熱情，整個社會旋即被投入了“大革命”運動的熱潮當中，出現前所未有的全民狂熱的政治參與。黨的組織體係比較健全的條件下，群眾參與是可控的。黨的組織體係癱瘓的情況下，群眾參與就極易演變成了群氓運動。1966-1968年間正是這種情況，黨的係統被踢開，全民政治參與演變成群氓運動，社會秩序的全麵混亂。
通過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體製性成因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逐步建立起來的“政黨主宰”政黨社會關係模式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內在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來，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不僅國家、社會、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共產黨本身也損失巨大；不僅國家、社會的基本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共產黨本身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政黨對社會的全麵控製不僅威脅到被控製者，也威脅到了控製者（集團）。物極必反，在全麵的危機和混亂的警示下，執政黨放鬆對社會的控製，改變“政黨主宰”的模式，尋求建立與已往不同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是必然選擇。然而，“新”模式並不會與舊的“政黨主宰”模式截然相反，完全放棄對社會的控製。無論從意識形態、治國方略、組織形式、曆史傳統各方麵來看，“新”模式都是對舊模式的修正和調整，而決不是全麵的背叛和否定，也決不會與西方國家執政黨的治國方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