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角度
20世紀五十年代末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期裏，中國社會似乎進入了多事之秋。黨的領導層內部分歧公開化，執政黨以階級鬥爭為綱領頻繁發動政治運動，社會矛盾加劇，經濟發展不穩定，人民生活大部分年份處於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出現了多次巨大的社會災難。1959至1961三年大饑荒，1966至1976十年“文革”，是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兩大災難性事件。
人們對執政黨在建國後至八大期間持更多肯定態度，而對其後年代至改革開放期間的表現更多地持批評態度。從國家發展的一般狀況來看，確實出現了兩個反差非常大的曆史階段。但從深層次的體製原因來看，這兩個曆史階段具有內在的連續性。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全能主義政治”是前一曆史階段發展順利和後一階段發展曲折的共同原因。後一曆史階段的曲折，歸於領導人的失誤是簡單而片麵的。三年饑荒，過去長期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顯然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曆史資料表明，當時的氣候條件並不差，58年氣候條件要好於56年、57年。劉少奇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比自然災害的說法要客觀得多。劉少奇當年能認識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相當大的政治勇氣。但是，人是在體製中行動的，離開體製談“人禍”，無法將問題真正談透。“文革”是“毛澤東錯誤發動，四人幫利用”，但是為什麼毛澤東的錯誤能夠把一個如此超大規模的社會完全發動進來？為什麼四人幫一小撮人的利用可以把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帶進長達十年的動蕩？顯然，這其中存在更深層次的體製原因。
從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角度分析，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存在著深層次體製原因，這些原因集中反映了“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弊端。
一、三年大饑荒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死亡人數說法不一，但一般估算都在1000萬到3000萬人範圍之內。（前文曾轉引過劉日新的數據，鄉村人口減少1500萬人，也在此範圍之內）比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死亡人數還要高。和平年代，且並沒有特別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巨，堪稱人類曆史上的大災難。
三年大饑荒直接導因於“浮誇風”。1960年中共中央曾經下發了糾正“五風”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五風是伴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發展起來的。“五風”與大饑荒都存在直接關聯，其中尤以“浮誇風”為甚。“浮誇風”嚴重影響了決策層對糧食問題判斷。1957年糧食產量隻有3700億斤，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公報認為1958年將達到7500億斤，1959年達到10500億斤。
對糧食問題的錯誤判斷，導致一係列後果十分嚴重的錯誤政策出台。一、征“過頭糧”。當時中央經濟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薄一波說：“那一糧食年度（1958）的征購任務和經濟生活，基本上就是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安排的”。1958年公糧和義務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在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數上增加了1000萬噸。1959年收購達到6740萬噸的空前高額數字。1959年糧食產量與1957年相比，降低了2500萬噸，交售量等於總產量的39.7%。1958年農村留糧總數是2825億斤，少於1957年的2940億斤，1959年，1960年進一步減少為2050億斤。二、糧食出口。1958年，1959年，1960年分別出口糧食114.18萬噸，196.69萬噸，136.79萬噸。三、浪費糧食。在一片“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氛圍下，大辦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四、浪費勞力。農業倒逼工業，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業轉移到工業首先是鋼鐵業，全民大煉鋼鐵，大量農業勞動力搞“小高爐”，農村成熟穀物無人收獲。五、減少下年糧食種植麵積，1959年糧食種植麵積減少13%。六、快速城市化。以為糧食問題已經一勞永逸的解決，城市人口迅速增長。1961年全國城鎮人口達到1.3億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各種錯誤政策的綜合作用下，大饑荒成為必然。
從上述政策措施來看，劉少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比自然災害的說法要客觀得多。但是“人禍”畢竟還是表象性的說法，其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體製性原因。筆者就此作如下追問並試作分析。
第一，“浮誇風”為什麼能刮起來？當時執政黨的各級負責幹部相當多是農村出身的，應該對糧食產量具有起碼的常識性判斷，為什麼會相信並給更上一級的決策層傳遞那些現在看起來近似荒唐的信息？廣大的黨的農村基層幹部生活在農民當中，最了解農民的疾苦，受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多年，為什麼不能把基層的真實情況反映上去呢？這隻能從體製上去尋找原因。人民公社化以後，“政黨主宰”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態向農村社會延伸。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下，幹部隊伍必定形成“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行為導向。上級領導的個人好惡，成為了下級領導判斷問題的是非標準。所以，向上一級傳遞的信息都是根據對上級好惡的揣摩而篩選的。盡管黨也反複強調“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的一致性”原則，但是原則性的強調如果沒有相應的製度安排是無濟於事的。這不能歸結於各級領導幹部的個人品性問題，這是典型的體製性問題。當然像彭德懷那樣錚錚鐵骨的品格令後人敬仰，但畢竟是少數，何況在強大的體製力量麵前也無能為力。
第二，最高領導層，主要是毛澤東，判斷失誤為什麼會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災難？各級黨組織、行政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是廣大的農村人民公社組織，為什麼不能糾正、中止甚至緩解最高層失誤帶來的危害？這也隻能從體製上去求解。從中可以引申出對“政黨主宰”的高度集權體製功能的幾個相關推斷：一、體製本身糾偏的機製弱，不等到最高決策層和毛澤東本人發現問題，糾偏的程序就無法啟動；甚至領導者個人可以人為地中止已經啟動的糾偏程序。廬山會議前糾偏工作已經開始，廬山會議後就被毛澤東人為地中止了。二、體製反饋機製弱，問題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情況下才能反饋到最高層，問題萌芽狀態反饋到高層的可能性極小；其實，不少基層幹部已經意識到即將來臨的饑荒，有的已經開始囤積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