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革命後政權，或麵臨巨大社會危機的政權，都會表現出權力高度集中於政治機構的特征。但是進入常規社會後，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態必須做出調整和改變。王滬寧用五個“一體化”概括了革命後政治形態的特征，並指出：“一般而論，革命後社會的發展階段離革命勝利日期越近，這五方麵的特征就越突出，越明顯；反之，離得越遠，就越不突出，越不明顯。因為革命後社會的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會逐步完善其種類體製，各種一體化會逐步發生變化。”“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屬於革命後國家社會重建的特殊時期的一種製度安排。隨著曆史使命的完成，“政黨主宰”模式的積極功能釋放完畢以後，理應出現如同王滬寧所講的“越不突出，越不明顯”的情況。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政黨主宰”的模式並沒有淡出，反而應用的範圍在擴張，程度在加深。鄒讜對“全能主義政治”形態的詮釋對理解這一現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國家社會重新建立起來，全麵危機過去了，全能主義政治就失去了它的曆史功能和任務，它的應用範圍應當縮小。然而，‘全能主義政治’的趨勢反因取得政權，黨外政治力量下降，群眾路線無形中失效，黨內民主的削弱，而有上升的趨勢。”隨著“政黨主宰”模式進一步強化，其體製弊端也展露得越來越充分。
一、經濟規律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體製的先進與落後之分，就在於資源配置的效率。經濟學存在的前提是資源的有限性，如果資源是無限的，經濟學就是多餘的。如何把資源配置到最能產生經濟效益的領域，是經濟學全部問題的核心所在。因為人類需求的複雜性，經濟資源的配置必須借助市場這隻“無形之手”。“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具有極其強大的汲取社會資源的功能。但是這種汲取，是超經濟的，強製性的。長期依賴於這種超經濟的、強製性的手段，市場機製無法形成，資源配置的效率越來越低下，最終經濟生活陷入全麵紊亂。
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後期，經濟長期處於低效運行的狀態。重大的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如農輕重關係、積累消費關係；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決策頻頻失誤，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當然，經濟失敗主要應該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負責，但是，“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是計劃經濟體製得以運行的基礎製度構件。政黨將自身的體係架構嵌入社會組織當中，直接充當社會組織的決策指揮中心，導致社會組織完全成為政黨機器上的部件，政治目標代替經濟目標，政治規律代替經濟規律，社會組織作為經濟主體的功能基本喪失。經濟健康高效的基礎條件是，富有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存在。當社會組織作為經濟主體的功能完全喪失之時，就是大的經濟災難降臨之日。以大躍進期間大煉鋼鐵為例。為了完成領導人定的1070萬噸鋼的指標，8000萬人大煉鋼鐵，其中公社社員6000多萬人。“不少地方礦產資源遭到破壞，森林被砍光，群眾做飯的鍋被砸光，但沒有生產出多少合格產品。”如此低效率的資源配置是如何完成的，尤其是對6000多萬沒有工資收入的社員來說，沒有相應的製度安排是無論如何也不可想象的事情。
二、社會自主功能喪失，社會生態破壞
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一個具有自主功能的自組織係統。根據係統論的觀點，自組織係統並不是指一個孤立封閉係統，而是指一個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平穩、自我修複的係統。“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社會長期處於依附狀態，自主功能基本喪失。社會自主功能喪失，在一定時期可以減少、弱化甚至消除社會層麵對政治權力的抵禦，有利於社會革命和大規模社會變革的推進，但是長此以往，社會生態遭到嚴重破壞。
社會生活有多個領域。人類需求的多樣性決定了人們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政治生活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領域，盡管是很重要的領域，但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除了政治生活，還有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情感生活、家庭生活、倫理生活、宗教生活等多個領域。每個領域有各自的運行規律。“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人們社會生活完全政治化了，政治空氣彌漫所有社會空間，政治原則取代經濟、文化、倫理生活原則，人們甚至將雞毛蒜皮的事，也與政治問題相聯係，上綱上線，社會嚴重地“泛政治化”，薩托利也把這種現象稱為“政治肥大症”。傳統社會主義時期，頻繁的政治運動之所以能夠開展起來，與這種社會生態環境有極大的關聯。
政黨與社會之間應該有一種適度的張力，這是兩大政治主體形成良性互動關係的前提和基礎，也可以構成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緩衝地帶。“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隨著社會自主功能的喪失，政治權力與社會的張力完全消失，政治權力可以隨時隨地侵入社會領域，社會失去與政治權力討價還價的能力。由於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緩衝地帶的消失，傳統社會主義時期，高層政治決策的失誤可以輕而易舉地波及社會最底層。而且這種體製有逐層放大的功能，高層決策的一點細小偏差，有可能傳導到基層社會時變成一場災難。“反右”、“大躍進”、“文革”的災難與政黨主宰模式下社會生態的破壞是相關聯。毛澤東曾說過，像斯大林大鎮壓那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很難發生。“反右”、“大躍進”、“文革”的災難在西方國家也不可能發生，因為它們缺少政治權力暢通無阻侵入社會的社會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