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力高度集中，政黨功能紊亂，政黨政治影響力衰竭
荷蘭政治學專家魯迪-安德威格曾經簡單明了地指出，“國家如果篡奪了社會的權利，國家也無法生存；而政黨如果篡奪了國家的資源，政黨同樣無法生存。”權力過分集中，是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黨主宰社會、政黨－國家－社會三位一體模式最主要的弊端之一，權力過分集中必然帶來諸多問題，包括權力執掌者（集團）本身的運作也會出現嚴重的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權力集中的過程是這樣展開的：社會組織的權力往嵌入其組織當中的黨的組織、黨的領導手裏集中，再逐級往中央集中，最後集中於毛澤東本人。
權力高度向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集中，造成政黨功能紊亂，簡單劃一、囫圇動員、冗官沉屙、行政繁雜、胡亂作為、口號盛行、低質規製、觀念空耗、即興決策、偉業偏好、教導人民、人走茶涼、大包大攬、危機失當。政黨功能紊亂可歸納為：
（一）政黨負荷超載。在“政黨主宰”的模式下，政黨直接行使政府的權力，實質上成為“第一級”的政府。在社會層麵也是如此，基層黨組織事實上成為國家權力向社會延伸的一個層級，成為社會“第一級”的管理者。政黨承擔了不可承受之重。政黨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政黨的權威受損。正如當年鄧小平批評邊區以黨代政時所說的“要錢的是共產黨，要糧的是共產黨，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產黨的法令，政府一切錯誤都是共產黨的錯誤，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了群眾。”
（二）執政黨自身建設工作邊緣化。由於承擔了大量行政工作，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興趣重心都轉移到行政工作當中，執政黨自身建設無暇顧及。黨的八大以後，黨內民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民主集中製遭到破壞，個人專斷越來越嚴重。這當然與毛澤東本人的作風變化有關，但這與黨的自身建設的機製已經被嚴重破壞不無關聯。
（三）政黨利益表達、利益聚合、監督等功能萎縮。現代憲政架構下，政黨擔負著將社會政治訴求輸入政治體係的功能，即政黨學者所稱的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功能；還擔負著領導人民監督政府的功能。政黨要發揮好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功能以及政黨的監督功能，必須與行政體係之間有適度的分工和距離。當執政黨承擔大量行政職能的情況下，又因政黨國家社會三位一體的形態下，權力必須受到製約的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決策和執行相對分離，執行和監督相對分離的現代行政管理理念就無法得到落實。
（四）政黨權威衰竭。政黨的力量應該來自於權威，而不是權力。權威包含有人們自願服從之意，權力則與強製性相連。政黨應該通過自身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黨的幹部和黨員的行為的示範作用，從而使人們產生自願服從。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黨的兩大工作手段，“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政黨的力量不應該來源於權力，權力與不可抗拒的“物質性”的力量相聯係，對人們具有實質性的強製。革命政黨取得政權以前，因為沒有權力可以憑借，隻有充分發揮權威這條途徑。執政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尤其在“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執政黨控製了實實在在的權力，而且是國家機構和社會組織中最核心的權力。權力的作用顯然要比政治影響力來得直接、高效、便利。“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權力對執政黨有巨大的腐蝕作用，黨的組織和領導人迷戀於權力，不願意去做艱苦的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導致政黨的權威衰竭，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盛行。
權力高度集中，導致政黨功能紊亂、萎縮，政黨權威衰竭，反過來權力集中的程度又進一步加深。從新中國建立起，黨的權力就一直處於不斷強化的過程之中。林尚立指出：“從社會主義改造的‘小躍進’到1958年‘大躍進’，從反右鬥爭的擴大化到十年動亂的‘文革’，曆史清楚劃出了偏離‘航道’的軌跡，沿著這一軌跡發展，黨的集權就必然隨著‘不斷革命’進程的展開而不斷被強化，直至走向一種絕對的集權。”權力集中—政黨功能萎縮權威衰竭—權力更加集中—政黨功能更加萎縮權威更加衰竭，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格局當中，直至政治徹底衰敗，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性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