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創造了“全能主義政治”這個富有解釋力的概念來描述發生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現象。“‘全能主義’，僅僅指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無限製地侵入和控製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指導思想，‘全能主義政治’指的是以這個指導思想為基礎的政治。”鄒讜認為“全能主義政治”的淵源是中國20世紀初期麵臨的全麵危機。“在社會各種製度或組織正在解體的時期，隻有用政治團體的權力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去重建各種組織與製度，去解決社會各領域中的問題，才能一麵重建國家，一麵重建社會。”危機的深重和全麵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克服危機的方案、組織、過程和後果都是“全麵的”。
“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正是執政黨運用“全能主義”的政治邏輯處理政黨與社會關係問題時的一種總體性的社會政治製度安排。探討“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曆史作用，就必須探討執政黨是如何運用這一模式所具有的功能特征，有效地解決全麵危機，從而實現“一麵重建國家，一麵重建社會”的曆史目標。
下麵將從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整合三個方麵展開分析“政黨主宰”模式的曆史作用。
一、經濟發展
中共建政初期，經濟底子極其薄弱。毛澤東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經濟極度貧弱的事實，對中國政治形態的走向有重大影響。陳明明對此作過如下準確的概括：“中國資源貧弱基礎上的新製度和新生活方式的確立不可能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而是一個充分依賴於人的主觀能動意誌和政權力量去構建的過程。它在形式上表現為國家政治權力的推動和支持，實質上體現為作為國家領導核心的黨的決策和調度。在這裏，中央集權國家具有把社會統合進自己的政治框架中的本能衝動，而黨的領導作用則在國家全麵宰製社會的實踐中扮演了至為關鍵的角色。”薄弱的基礎與高遠的目標之間差距甚大，再加上革命勝利帶來的豪情壯誌和相對緊迫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極力運用革命時代的組織和方法推動經濟建設，全方位地主導經濟建設，有其曆史必然性與合理性。
“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正是“把社會統合進自己的政治框架中”的重要製度安排。“政黨主宰”的模式下，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消融，政黨以國家權力代表的身份進入社會，政治原則代替等價交換的經濟原則，命令服從關係代替利益博弈關係，社會獨立品格喪失，社會資源向國家集中的阻礙被徹底清除。尤其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社會經“單位化”的改組，國家對資源的汲取不直接對個體而是對“單位”，資源汲取還帶有相當的隱秘性。我國工業化快速推進，與高積累率有很大關係。“一五”期間，我國積累率（積累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平均是24.9%，而“二五”期間前三年，1958年，1959年，1960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43.8%，39.6%。如此之高的積累率在世界各國工業化曆史上是罕見的。尤其是，我國國民收入人均基數極低尚不足溫飽的情況下，要維持這麼高的積累率，也就是說“勒緊褲子搞建設”，沒有一種超經濟的製度安排是不可想象的。“二五”期間積累率的陡然上升，與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完成後國家權力向社會的下沉是分不開的。
農村的情況更能說明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與資源汲取能力的高度相關。1954年征購率（征購量與收獲量之比）30.6%，就已經出現“家家談統購”的緊張情況,但是1958年、1959年、1960年糧食征購率分別是29.4%、39.7%、35.6%，已經接近和超過1954年的數字。這種“過頭糧”之所以能征上來，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製的建立是分不開的。中國農民對中國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以“一五”時期為例。“一五”期間全國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支出總額是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兩以上，其中農業稅貢獻201.88億，通過農業產品剪刀差轉移的貢獻（主要表現於輕工業的利潤）則要大大高於此數，還有無償的平調劃撥。平調劃撥在人民公社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據中央農村工作部1961年估算，幾年來全國平調農民和農村集體的財產折款總值在250億元，平均每人平調物質48.89元。這個數字似乎不高，但考慮到當時農民年消費水平隻有68元這個現實的話，無異於“餓口奪食”。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書中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汲取資源的能力有一段生動而辛酸的記敘：“有些地方的農民，談起‘共產風’時，說上級搞‘一平二調’，比老鷹抓小雞都容易，老鷹抓小雞，小雞還能叫幾聲，現在平調你的東西，誰也不敢吭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