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穩定
中國是超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內部異質性非常高。美國著名中國專家費正清說過：“在人數和多民族方麵，歐洲人和中國人很可以相比，同樣是人數眾多，民族複雜。可是在他們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歐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約10億歐洲人分成約50個獨立主權國，而10多億的中國人隻生活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別，就不能忽視。”而且“中國的地形本身並不有利於中央政權的崛起；相反，它的由來已久的統一是人的製度戰勝地理條件的結果。”
1840年以來，王朝體製逐步瓦解，中國陷入百年戰亂。中國共產黨重新統一了分崩離析的國家，實現了中國這個超大規模共同體持續的政治穩定。從社會的角度觀察，“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與持續的政治穩定高度相關。
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單位”是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唯一場所，政黨及其外圍組織是人民參與政治的唯一管道。因其唯一性，人民政治參與內容、程度、方式完全納入可控的範圍之內。政黨通過附著於“單位”的組織體係和網絡，有效地提取公民的政治支持。頻繁的政治運動，既最大限度地喚起人民的政治熱情，又能基本保證將其導向政黨的政治目標。正如亨廷頓所言：“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係，其穩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而政黨的強大與否又要視其製度化群眾支持的情況，其力量正好反映這種支持的規模及製度化的程度。”政黨是國家權力的承載者，政黨的組織體係和網絡同時也是國家權力向社會延伸的管道。當整個社會都經“單位化”編組，政黨及其外圍組織體係和網絡對社會全覆蓋的情勢下，社會任何異己力量都無法形成和聚集，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可能對國家權力構成挑戰的其他社會權力中心根本無法形成。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無論是社會結構重大轉型，社會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還有重大社會事件的發生，都沒有引起大的政治動蕩，深層次的製度原因在此。
以農村集體化為例，蘇聯遇到了農民的強烈抵製，中國則順利得多。蘇共在農村地區的領導地位是集體農莊建立以後的事情，中共在農村地區則有深厚的基礎。中國農村集體化的初級階段，如合作社時期，發生了諸如鬧退社、損壞農具、宰殺牲口等抵製現象，反而在集體化的高級階段人民公社化時期有規模的抵製卻沒有出現，這與人民公社時期“政黨主宰”的程度加深不無關聯。1959-1960年出現的全國大饑荒，全國鄉村人口減少1500萬。如此人類史上的重大悲劇性事件，全國並沒有發生大的社會騷亂。1961年、1962年為了減緩城市糧食壓力，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這麼大的“逆城市化”過程風平浪靜完成，確實是個奇跡。對此，周恩來感慨地說：“這如同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史無前例，世界上沒有過，可以說是空前絕後。這件事，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辦得到，隻有無產階級政權才有這個魄力，才有這樣的群眾基礎。”毛澤東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可以用社會治安作為政治穩定的衡量尺度之一的話，傳統社會主義體製確有維持政治穩定的強大功能。時至今日，有的人仍然堅持，當時社會治安非常好。然而這種穩定付出的代價是巨大而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