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要提倡學生自治呢？我以為有以下幾方麵的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有利於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有利於社會穩定。
大家知道，今天的學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公民與順民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後者要求被治。不過，自治的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如果學校不注重培養學生自治的能力，那麼它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就不是公民。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陶行知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一國當中，人民情願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夠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險的國家，就是人民既不願被治，又不能自治。”我想，所謂“刁民”就是這樣造成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學生自治是一件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
第二，提倡學生自治，有利於培養他們的團體意識和合作精神。
中國人曆來被譏為一盤散沙，不能合作。為此，有人說我們打麻將可以，打橋牌不行；有人說中國人喜歡窩裏鬥，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還有人說中國人是典型的“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沒水吃”。相比之下，在英國卻有這樣一句諺語：“一個英國人是個呆子，兩個英國人是場足球，三個英國人是個不列顛帝國。”為什麼中英兩國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有些人想從東西方文化上尋找原因，卻總是不得要領。
還是當年儲安平在《英人·法人·中國人》一書中分析得好，他說：英國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許多事情都由人民自動組織經營。但是，要做好一件事僅僅有組織能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大家通力合作。英國人雖然沉默寡言，不善應酬，但是他們的合作能力卻是舉世公認的。一般來說，英國人對團體都有一種很強的親和力和責任心，為了團體的利益，他們能夠自我約束，自我克製，並充分發揮自己在團體中的作用。英國人這種自我約束、自我克製的能力，是在長期的公民自治環境中養成的。沒有自治，沒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們就無法克製自己，也不能與別人合作。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組織和合作，不是盲目服從的結果，而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因此儲安平認為：“有組織合作能力的社會，必定征服無組織能力無合作能力的社會。”這是英國率先強大，中國積貧積弱的真正原因。
第三，學生自治有利於形成一種負責任、守紀律的好學風，並進而發揮移風易俗的作用。
當今社會對下一代都過於“關愛”或曰溺愛。最常見的例子，一是孩子上小學家長要送，孩子上大學家長還要送；二是學校為了維持秩序，寧肯雇傭保安，也不依靠學生自治。這其實是對學生能力的忽視，是對學生的人格缺乏信任。過於“關愛”的結果，很容易讓青少年產生逆反心理，對其成長有害無益。最好的辦法，還是讓他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過程中培養負責任、守紀律的人生態度。
當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認為，“學生自治，有四大責任”：一是提高學術程度的責任，二是加強公共服務的責任，三是產生文化的責任，四是改良社會的責任。人們常說隻有不好的教育，沒有不好的孩子。如果青少年不守紀律、缺乏責任心的現象比較嚴重的話，那就要在教育上找找原因了。試想，在一個嚴格管理、嚴密管教和充滿不信任的環境中，又怎麼能夠讓青少年遵紀守法，並對學術文化、公共事務和改良社會負起責任呢？沒有學生自治，不要說移風易俗，就連良好的學風也很難形成。比如現在學校裏考試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從本質上看，顯然與學生自治的缺席有關。
在日記中，我還看到當時有一本英文版的《國民讀本》，當年的外語教學完全是為了應用，而不是為了應試。胡適將其中一些重要的話譯成中文，其中有一句話是：“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著手處也。”那年胡適才十五歲，他對學生自治的重視，讓我們這個時代的成年人感到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