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化研究會”“英語研究會”“球會”“運動會”等等。一時間校內社團“相繼勃起”，乃是當時學校生活的真實寫照。
清末民初是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時代，僅僅在學術思想界，就湧現出梁啟超、胡適、魯迅、陳寅恪等一大批優秀人物。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我們這個時代理應培養出更優秀的人才，何況當代家長的望子成龍之心比任何時代都要強烈。但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以為教育的失誤是一個重要原因。我的這個判斷是在閱讀當年的曆史資料時逐漸形成的。最近看到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其中有胡適在澄衷學堂讀書時寫的部分日記，又給我添了新的佐證。
澄衷學堂是寧波籍富商葉澄衷（原名葉成忠）在一八九九年創辦的。一開始，這個學堂隻收寧波籍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就突破了這個限製。胡適是一九〇四年到上海求學、一九〇五年由梅溪學堂轉到澄衷學堂的。關於該校的情況，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有所介紹。他說：“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製，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一開始，胡適進的是東三齋，相當於初中二年級，下半年升入東二齋，相當於高中一年級，第二年又升入西一齋，也就是高中二年級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中所收的日記，就是在西一齋時寫的，因此盡管澄衷學堂不能叫做澄衷中學，但編者將它命名為“澄衷中學日記”，也還說得過去。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日記的寫作時間為一九〇六年，它比我們以往看到的最早的胡適日記——《藏暉室日記》“己酉第五冊”（一九一〇年）還要早四年，其中包含的曆史信息非常珍貴，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為我們了解胡適的成長以及比較兩個時代的教育提供了依據。
日記從光緒丙午年正月二十（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三日）開始，至同年六月初六（七月二十六日）為止，共九十餘篇。按照現代人的想法，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應該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學習方麵。但當時的學生不是這樣。開學以後，胡適在課餘時間並不是埋頭讀書，而是頻繁地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如下記錄：二月初十日（陰曆，下同），“為本齋自治會第一次開會之紀念日”；二月廿五日，“擬閱書社簡章程稿”，大約十天以後該社成立；二月廿九日參加“集益會第五次常會”；二月三十日有人邀請他發起“理化研究會”，他估計沒錢購買儀器，故辭之；三月初一，“本齋自治會開第三次常會”，集益會開第一次特別大會；三月初二，西四齋的小同學要發起講書會，自治會推舉胡適為他們擬定章程；三月初四日，有人又發起“算學研究會”……為此，他在三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自從本齋自治會成立後，其他班級又成立“東二自治”“西二勵學”“東三自治”各會。此外尚有“理化研究會”“英語研究會”“球會”“運動會”等等。一時間校內社團“相繼勃起”，乃是當時學校生活的真實寫照。
據粗略統計，在這九十多篇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有五十篇左右，占總數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說，胡適至少每隔一天就要參加一次重要的社團活動。這些活動既有校內的，也有兄弟學校的，還有安徽旅滬學會的。從日記中看，許多活動是在學校和家長（胡適幼年失怙，年長的二哥負監護責任）的支持下進行的。為什麼老師家長們不要求孩子們刻苦讀書，反而鼓勵他們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團活動呢？這就涉及學生自治問題了。多少年來，學生自治的真諦似乎已被世人遺忘，以至於一提到這個問題，就以為是與學校分庭抗禮，讓學生為所欲為。其實，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按照陶行知在《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中給出的定義，所謂學生自治，就是結成社團，讓“大家學習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續”，養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