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還說，有了費厄潑賴精神，英國人才能在政治上主張漸進性改革，反對破壞性革命；有了費厄潑賴精神，他們才能製定出一係列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讓所有政治勢力在全社會監督下共同完成競選的“政治遊戲”；有了費厄潑賴精神，他們在做人做事上才會堅韌、剛毅、勇敢、平和，才不會作偽、取巧、走極端、施詭計，才有寬容異己的雅量和無往不勝的勇氣。才會在處理問題時憑借理性而不是訴諸感情，才會在對待大是大非的問題時，不至於把個人恩怨和好惡摻雜進去。這樣一來，社會上自有公道，好人自然出頭，壞事自然減少，大家都可以光明磊落地在正道上努力。這也是英國人在大學裏為什麼特別重視體育，並把足球當作國球的原因所在。
其實，民國時代的大學校長對體育都有深刻的理解，他們認為體育不僅有強身健體的功能，還是一種培養合格公民的有益活動。比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就曾經促成第一屆遠東運動會的召開，並擔任了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總裁判。此外，他還擔任過華北體育運動會會長、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名譽會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委員以及許多大型運動會總裁判。他說：提倡運動的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學生在校，固應有良好運動習慣；學生出校，亦應能促進社會運動風氣。
又比如胡適，一九三〇年中國公學召開運動會，擔任校長的他在開幕式上說：大家都在跑，而得獎的隻有一人。這其中有合作精神，假如平時的成績使我們知道這回的錦標一定是屬某人的了，難道我們都不跑不跳了嗎？不。大家都得加入。有了我們的加入，他才會有第一；沒有我們的陪襯，他一個人算不得第一。他得他的第一，我們得我們的訓練。他的光榮，便是我們的光榮。所以說人人有光榮的勝，人人有光榮的敗！
一九四八年初，胡適得知李宗仁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時，認為這是中國實行憲政以後的第一次大選，要許多人參加才能充分表現競選的民主精神。於是他寫信給李宗仁，一方麵表示欽佩與祝賀，一方麵又用費厄潑賴精神鼓勵他：“第一雖隻有一個，還得要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由此可見，無論是體育比賽還是政治活動，都應該具有費厄潑賴精神，否則就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