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還對生活教育社的同人們說：“當一個小學校長，不僅是一兩百學生的導師，而是一兩百戶、一兩千人的導師。他的地位的重要是好比一個作戰的團長。但是倘使你小看了自己的崗位，小看了別人的力量，小看了生活教育的即知即傳、工學團等等原理，你便成了一隻孤鴉，一個光棍”，就會“由渺小而悲觀、徘徊、妥協，敵人一來是不堪設想”。
陶行知是提倡“教學做合一”的。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他開始致力於鄉村教育，提出鄉村標準學校最需要的就是標準校長。鄉村標準校長應當有三層資格：一、他要有農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師的頭腦；三、他要有社會改造家的精神。南京堯化門小學校長宋鼎根據陶行知提出的標準和意見，取得顯著成績。位於南京城外的江寧縣立師範學校校長徐卓夫，得知宋鼎辦學頗有成效後，便用“三顧茅廬”的方法請宋前來擔任訓育主任。陶行知參觀江寧縣師範學校以後，對徐校長的做法非常讚賞。他在《天將明之師範學校》一文中說：這所學校既有一種貧而樂的精神，又有向小學學習的虛心精神。它不僅有遠大的前途，還開辟了中國師範教育的新紀元。由此可見，“中國的真正師範教育要天明了”。
陶行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有兩千多年專製統治的曆史，因此人們一旦掌權，往往會“仗權欺人”，就連“區區校長”也不例外。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在《小學教師與民主運動》中指出：由於大家都在專製統治中長大，既要受獨裁製度的熏陶，又沒有學習民主作風的機會，這就使“校長對於我們，我們對於學生，多少都存在著一些要不得的獨裁作風”。基於這一認識，他主張校長要“運用民主作風教學生，並與同事共同過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學校”。他認為所謂民主的學校，必須遵循以下原則：“自己要說話，也讓別人說話，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讓別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飯，也讓別人吃飯，最好是大家有飯吃。自己要安全，也讓別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長進，也讓別人長進，最好是大家共同長進。”
前不久，聽朋友說我們這裏有位重點中學的校長，因為兒子結婚，居然動用好幾輛警車前來開道。我想這位校長如此“霸道”，除了想要擺譜之外，還有一種“自己辦事，就不讓別人辦事；自己安全，就不顧別人安全”的想法作怪。作為家長，把自己的孩子送給這樣的校長，能放心嗎？需要指出的是，許多老師、學生和家長，對於這種霸道現象，好像早已見怪不怪了。這難道不是時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