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必須有自主與自治的能力，如果還沒有，至少要從事於這種能力的培養……而所謂培養，豈不是就等於教育？
抗日戰爭時期，潘光旦曾經分別以“自由與教育”“民主與教育”為題，作過兩次演講。後來他把兩次演講的內容合在一起，納入《自由之路》一書。這篇文章表達了作者對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關於自由的問題，潘光旦提出三個觀點：
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無論個人還是社會，沒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於死亡的絕境”。
第二，社會自由終究要建築在個人的自由之上。一個建築在奴隸經濟上的社會，一個百分之一是獨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順民所組成的國家，要維持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人的自由不是天賦的，是人為的，不是現成的，是爭取的。要爭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於教育早已演變成一種受人擺布的“填鴨子”式的灌輸，從而走上一條畸形發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很難擺脫聲色、貨利、權勢的誘惑。
緊接著，潘光旦對自由教育作了解釋。他說：“自由的教育是與‘填鴨子’的過程恰好相反的一種過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應當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從事於教育工作的人隻應當有一個責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過程中加以輔助，使自求於前，而自得於後。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終於不得。‘自求多福’的話見於《詩》《傳》《孟子》。孟子又一再說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於民眾如此，教育之於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長’的政教學說也由此而來。先秦學人論教育，隻言學，不大言教，更絕口不言訓，也是這層道理。”
他還說，自由教育以自我為對象，以完成自我為目的。因此自由教育是“為己”的教育，而不是“為人”的教育。“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說的也是這個道理。他強調：這裏所謂自我，“不是家族的、階級的、國家的、種族的、宗教的、黨派的、職業的……這並不是說一個人不要這許多方麵的關係，不要多方麵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說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個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員，如前代的中國；不在造成階級的戰士，如今日的俄國；不在造成一個宗教的信徒，或社會教條的擁護者，如中古的歐洲或當代的建築在各種成套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組織；也不在造成一個但知愛國不知其他的公民，如當代極權主義的國家以至於國家主義過分發展的國家；也不在造成專才與技術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於時代的原因，需要對這段話解釋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說，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光宗耀祖，不是為了階級鬥爭，不是為了國家社稷，不是為了“愛國主義”，也不是為了造成專家學者，而是為了讓受教育者成為一個“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真正的人。
明白這個道理以後，民主與教育的關係就容易理解了。潘光旦說：“無論我們對民主一詞作何解釋，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個社會的分子，每一個人，必須有自主與自治的能力，如果還沒有，至少要從事於這種能力的培養……而所謂培養，豈不是就等於教育？”基於以上分析，潘光旦認為，從教育的立場看，隻有一個民主的政治環境，才能孕育自由通達的教育；從政治的立場看，隻有自由通達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寬容的政治製度。基於以上認識，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政府應當盡量放鬆對教育的管製；第二，宣傳與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傳廣告所蒙蔽；第三，學校要增加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基本知識；第四，要糾正單純重視技術教育、缺乏人文關懷和社會關懷的不良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