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一方麵頒布孔子紀念歌詞，一方麵還向學生征收“畢業證附收捐款”修理孔子陵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規定每年八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並要求各地舉行紀念活動，提倡尊孔讀經。當年八月二十七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大禮堂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大會，汪精衛和戴季陶在會上作了演講，演講的題目是《紀念孔子誕辰之意義》和《國民文化複興的開始》。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還派葉楚傖、禇民誼、傅汝霖等人前往山東曲阜祭孔，全國各地也紛紛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隨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一方麵頒布孔子紀念歌詞，一方麵還通過了《修理維持曲阜孔子陵廟辦法》和《尊崇孔子發揚文化案》。前者決定在中央撥款和各地分攤的基礎上，向學生征收“畢業證附收捐款”，後者則對孔孟後裔予以各種優待。
針對這一現象，蔡元培、胡適、魯迅、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對。蔡元培在《關於讀經問題》中明確表示：“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胡適在《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中指出：自古以來“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但所謂“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的盛況，又“何曾補於當時慘酷的社會，貪汙的政治”？魯迅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說：“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與此同時，傅斯年也以《論學校讀經》為題，提出反對意見。這篇文章發表於《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專欄。文章說，從曆史上看，倡導讀經的人從來就沒有取得過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分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曆史上的偉大朝代都不是靠經術得天下、造國家的，而一經提倡經術之後，國力每每衰落”；第二，由於經文過於難懂，因此當年的經學不是用來裝點門麵，就是被當成敲門磚來使用；第三，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哲學，那些主張讀經者不過是用經學來附會自己的主張罷了。
文章還說，就現實而言，要想在學校倡導讀經也不可能。第一，根據教育的本質、國家的需要和學校的狀況來看，目前在“中小學課程中‘排不下’這門功課”；第二，由於六經“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因此如果把它納入教材，“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這對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極大的傷害。基於以上看法，傅斯年認為在最需要學習引進現代文明的時候，有人反而想用讀經來挽救世道人心，真是淺陋之極。正因為如此，他在文章一開始便引用韓愈的話說，尊孔讀經就和燒香拜佛一樣，“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該文發表後，胡適認為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讀，便在《獨立評論》予以轉載。與此同時，他還寫了一篇《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的文章，對該文作了補充。胡適說：傅斯年的文章雖然“無一字不是事實”，但其中六經“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話，卻很少有人能夠懂得。為此，胡適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國維的一段話作了解釋。王先生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嚐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這就是說，對於六經中的《尚書》和《詩經》，不僅王國維自己不能完全讀懂，就連漢魏以來的經學大師也未必真懂。於是胡適問道：“王國維尚且如此說，（難道）我們不可以請今日妄談讀經的諸公細細想想嗎？”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胡適說經學必須在科學整理的基礎上，才能逐步解決其難懂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回顧胡適、傅斯年等人八十多年以前反對讀經的意見，再看看近年來國內興起的國學熱和花了大量國帑在國外建造的孔子學院，其司馬昭之心，亦可謂路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