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認為，所謂計劃教育，固然有節約資源、目的明確等優點，但因為教育是有機體，有機體必須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否則不是流於形式，就是窒息生命。因此讓學生能夠享有自由發展的空間，是學校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則。前不久，中央黨校下屬《學習時報》向我約稿，我寫了《教育的三個困境》，其中也提到計劃教育的問題。文章說：
所謂“計劃教育”，不過是借用“計劃經濟”的說法，因為它們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產物。如今計劃經濟早已被否定，但計劃教育卻仍然大行其道。於是，在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有關部門仍然要依靠統一招生、統一考試、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進度來管理教育，管理學校。這種“大一統”的計劃管理體製不僅大大影響了各級各類學校獨立自主辦學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而且還很容易把學生培養成千人一麵的標準化工具。另外，在這種體製下，考核中小學校的主要標準是升學率。為了追求升學率，中小學隻能把單純的知識訓練放在首要位置，從而剝奪了學生的其他興趣與“和諧發展”的機會。於是有人把學校比作煉丹爐，把學生比作“考試機器”。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近年來我們又大力提倡“素質教育”。但由於上述“大一統”的局麵沒有改變，所謂素質教育也很快成為一種籌碼，陷入升學競爭的漩渦，從而進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負擔。
這種局麵的形成，顯然與管理者封閉落後的教育觀念有關。他們以為，隻要通過“大一統”的模式向學校和學生施加壓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現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認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應該被動地接受一大堆知識，而應該懂得怎樣從各種渠道汲取知識，並借助工具利用這些知識。基於這樣的理念，他希望學校要成為引導學生認識社會的一個特殊環境，教師要以一個指導者的身份激發學生的興趣，而不要控製他們的學習。如果學校總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的傳授和教材的內容，什麼事情也要被動地按照書本上的“標準答案”去做，那就會讓學生養成盲從、呆板、不虛心、不誠實、缺乏負責心和判斷力的習慣。其結果，很可能是一事當前，隻知揣摩別人的想法，卻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這對於專製社會是滿意的，但是卻不利於公民的培養，與民主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
傅斯年說過：“人是不應成為木頭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將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長進的機器，則不久以後，技能隨時代進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廢物了，所以‘通材’一個觀念，在教育上是不與技術平等重視的。”看看傅斯年當年的說法，再回顧一下五十多年來中國教育所走的計劃教育和專才教育之路，不能不令人扼腕長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