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校製度可悲的是，“學德國，先學其粗橫；學法國，先學其頹唐；學英國，先學其架子；學美國，先學其花錢；學日本，先學其小氣”。
一九五〇年底，傅斯年先後在《中央日報》和《大陸雜誌》發表兩篇文章：《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製度》和《中國學校製度之批評》。從時間上看，前者比後者早發表一個多月；從篇幅上看，前者有四千來字，後者有三萬字左右；從內容上看，前者與後者的前兩部分大致一樣，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補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寫一本小冊子，隻因為太忙未能如願。後來他為這本書取名為《大學理想》，在寫這本書之前，他覺得“有寫一篇泛論中國學校製度的必要”，於是有這兩篇文章問世。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發達國家有識之士都會主動檢討是不是人類的教育製度出了問題。這兩篇文章都是在國共兩黨的內戰已經基本結束之後寫的，其反思曆史教訓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在第一篇文章中，傅斯年首先回顧了中國學校製度是在學習日本和歐美的過程中形成的。可悲的是，因為在學習過程中過多地學了對方的短處，所以就出現“學德國，先學其粗橫；學法國，先學其頹唐；學英國，先學其架子；學美國，先學其花錢；學日本，先學其小氣”等弊病。再加上這種學習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隨便抄襲，因此就形成目前這種“雜糅”而“莫名其妙”的學校製度。
針對這種狀況，傅斯年提出五項改革原則。
第一，由於學校製度已經成了“變相科舉”，因此應該改變現在“層層過渡的教育”，讓每種學校都有一個明確的培養目的。
第二，由於學校承襲了科舉時代“製造遊民的效能”，因此應該把這種“遊民教育”，改為“能力教育”。傅斯年解釋說：“所謂遊民，有的是因為無能力而遊，有的是因為‘不甘居下’而遊。……所謂能力的訓練，就是生產的訓練，和文明社會必要的技術的訓練。”
第三，由於入學就是為了一張文憑，為了所謂資格，因此應該把這種“資格教育”改為求學教育和做人教育。
第四，由於不公正是近代社會的動亂的主要根源，因此應該把目前學校實行的“階級教育”改為“機會均等教育”。
第五，由於大家對教育缺乏深入思考，因此“現在的學校頗有幻想成分，我們應當改為現實教育”。
在第二篇三萬字的長文中，傅斯年不僅提出改革原則，還製定了一套改革方案。他指出：“讀者讀完我前半篇，或者覺得我是一個無保留的‘計劃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須聲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寫好，所以引起這個誤會。我以為計劃教育萬萬不可做得太過，太過了，使得學校無自由發展的機會。”“計劃與不計劃，必須適中，然後收效最大，毛病最少。”隨後，他還論述了計劃與自由、理想與現實、傳統與改革、技能與通材、課堂與商場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