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了一考又一考，一連三個考趕下來，是會把肉兒趕跑了，把血色趕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趕跑了。
自從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製度以後，中國逐漸成為一個考試型社會——不僅是學生，就連成年人也要應付各種各樣的考試。許多人認為現行考試製度具有公平、高效等優點，是一種比較合理的人才選拔機製；然其僵化、刻板和束縛人心的一麵，以及主事者借機謀利甚至借刀“殺人”等險惡用心，有引起足夠重視嗎？在這方麵，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值得注意。
一九三二年，南京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會考製度。這個製度要求中學生在修業期滿後，必須參加省、市教育部門的統一考試，才能拿到畢業證。為此，陶行知以《殺人的會考與創造的考成》為題，嚴厲批評了這一舉措。文章說，由於會考是關係到能否畢業和升學的大事，因此它必然會成為中學教學的“指揮棒”。於是會考要考的內容老師就教，否則就不教。這樣一來，學校就成了“會考籌備處”。為了應付會考，學生隻好加班加點，減少睡眠。再加上會考前後還有畢業考試和升學考試，因此中學生隻能是“趕了一考又一考。……一連三個考趕下來，是會把肉兒趕跑了，把血色趕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趕跑了”。正因為如此，陶行知指責這種會考製度是變相科舉，變相殺人，是大規模消滅民族活力。他呼籲應該停止這種殺人的考試，提倡“創造的考成”。
第二年，陶行知在上海大夏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創造的教育》。他說：現在中國的教育是隻重視知識不重視行動的教育，其主要表現是“教師們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們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因此這種教育是“死的教育”。但是，創造教育是活的教育，是行動的教育。因為“有行動才能得到知識，有知識才能創造，有創造才有熱烈的興趣。所以我們主張‘行動’是中國教育的開始，‘創造’是中國教育的完成”。
隨後，陶行知在《傳統教育與生活教育有什麼區別》中指出，傳統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兩種吃人的手段：一是“教學生自己吃自己”，二是“教學生吃別人”。所謂學生自己吃自己，是說假如兒童從入學開始，就隻會讀死書，死讀書，再加上“月考、學期考、畢業考、會考、升學考等”一係列摧殘，到了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會變得“足也癱了，手也癱了，腦子也用壞了，身體的健康也沒有了”。這不是“自己吃自己”嗎？至於吃別人，是說假如一個人求學的目的是為了升官發財，當他學成以後，就會“發農人、工人的財，因為隻有農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數的生產者”。這不是“吃人”嗎？拿這些話反思一下當今的教育，不知大家有什麼感受。
抗日戰爭中，陶行知依然堅持倡導創造的教育。比如一九四三年他為重慶育才學校撰寫《創造宣言》，鼓勵師生向創造的道路邁進。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說：兒童的創造力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隻不過是啟發和解放他們的創造力罷了。為此，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打破成見，去發現和認識孩子本身具有的創造力。他認為，要解放孩子的創造力，就必須解放他們的頭腦，解放他們的雙手，解放他們的嘴巴，解放他們的空間和時間，讓他們多動腦，多動手，多發問，多接觸大自然。他強調，為了把時間還給孩子，就要取消名目繁多的考試，否則就會“使兒童失去學習人生的機會，養成無意創造的傾向，到成人時，即使有時間，也不知道怎樣下手去發揮他的創造力了”。他還說：“專製生活中可以培養奴才和奴隸，但不能培養人民做主人。”因此，“隻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數人的創造力，並且使最大多數人之創造力發揮到最高峰”。
抗日戰爭勝利後，陶行知根據形勢需要，把他主編的《戰時教育》改名為《民主教育》。為此，他在《民主教育》一文中指出：所謂民主教育，就是以教育為公器，教人做主人的教育；但是“黨化教育”卻不是這樣。因此“我們反對黨化教育，反對黨有黨辦黨享的教育，因為黨化教育是把國家的公器變做一黨一派的工具”。
他還說，要培養創造力，就必須做到“六個解放”：第一是解放眼睛，教大家看到事實真相；第二是解放頭腦，撕掉“精神的裹頭布”；第三是解放雙手，使我們的雙手可以執行頭腦的命令；第四是解放嘴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論自由；第五是解放空間，“把人民與小孩從文化鳥籠裏解放出來”，讓大家飛進大自然、大社會去尋覓豐富的食糧；第六是解放時間，“把人民與小孩從勞碌中解放出來，使大家有點空閑，想想問題，談談國事，看看書，幹點於老百姓有益的事，還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點做人的味道”。
該文指出：“民主教育應該是整個生活的教育”，這種生活是健康、科學、藝術、勞動與民主織成的和諧的生活，因此民主教育也是“和諧的教育”。由此可見，要建立所謂和諧社會，就應該用民主教育取代傳統教育，用和諧教育取代應試教育。因為前者是培養人才、孕育創造力的鳥巢，後者是培養奴才、扼殺創造力的鳥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