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開始照搬法國模式，實行所謂大學院製，結果在教育界造成混亂。後來政府提出要整頓學校，改革教育，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為此，傅斯年於一九三二年在《獨立評論》發表《教育崩潰之原因》。文章一開頭就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的學堂教育自滿清末年創辦的時候起到現在，從不曾上過軌道，而近來愈鬧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總崩潰的形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他認為大致有五個原因：
第一，學校教育一直沒有脫離“士大夫教育”模式。傅斯年分析，在中國傳統社會，“士大夫”一直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兩千多年來，人們一直把“讀書為登科，登科為做官”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即使到了近代，也把讀書當作謀求一官半職的終南捷徑。正因為如此，中國的讀書人必須依附於統治階級，他們的出路隻能是當官。這就產生一種奇怪的現象：“認字的人越多，失業者越多。學校辦的越多，社會上的寄生蟲越多。”相比之下，“歐洲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是各種職業（Trades）中人。故中國的中等階級好比‘師爺’，西洋的中等階級是技術階級（Professional class）。……西洋科學之發達，大體上是這個階級的貢獻，因為這個階級一麵用技術的能力，一麵有相當的自立，故既能動手，又有閑情”。因此，“若想中國成一個近代國家，非以職工階級代替士人階級不可；若想中國教育近代化，非以動手動腳為訓練、焚書坑儒為政綱不可”。這些話讓人想到最近盛行的“報考公務員熱”，也說明我們至今沒有擺脫“士大夫教育”模式。由此可見，不能擺脫傳統教育模式，不能實現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中國教育崩潰的根本原因。
第二，政治不安定，致使人人懷“五日京兆”之心，事事成“朝不保夕”局麵，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教育的發展，這是教育崩潰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各種政治人物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紛紛插手學校教育，企圖把學生變成他們的爪牙和工具。一些學生為了眼前利益，也紛紛賣身投靠，從而造成“辦學的與從學的相互利用，以申張封建勢力，發揮部落思想，充實工具”的局麵。這種“亂世造奸雄，奸雄造亂世”的狀況，是教育崩潰的又一個原因。
第四，教育界生搬硬套，盲目效法外國，使教育體製與中國社會脫節。
第五，因為各種社會矛盾的存在，使青年不能自立，使他們麵臨的生理問題和心理問題不能解決，使他們的各種要求得不到滿足。這樣一來，青年學生就隻能熱衷於搞學潮或者談戀愛了。
傅斯年指出：上述“第一、第二兩項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兩項是目下紊亂的直接原因；第五項是一種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會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徹底改革，非對這原因作有效的處置不可，否則改一回學製即增一回紊亂，作一次處分即種一次惡因”。
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還批評了中國的教育學家缺乏專門知識的問題。他說：在英國要學教育專業，必須本科畢業；在德國則是從大學哲學係的高年級學生中選拔未來的教師；相比之下，在美國隻能當中小學教員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生，回到中國卻可以當大學教授、大學校長，甚至是教育部長。這也與教育的崩潰有關。
文章發表後，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的邱椿認為傅斯年“措詞稍欠平和，持論似屬偏激”，於是他在讀者來信中指出，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中，當了教育部長的隻有蔣夢麟，當了大學校長的隻有郭秉文。他認為這兩個人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有目共睹，因此中國教育的破產與該校畢業生沒有關係。此外，他還就其他問題與傅斯年進行商榷。對此，傅斯年在回應中一方麵承認文章提出的五點有不合邏輯之處，但同時也堅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