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了教育崩潰的原因之後，傅斯年緊接著又在《獨立評論》發表《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對當時的教育改革提出五條基本原則。
第一，反對“以職業訓練為中心”。
傅斯年說，讓教育“以職業之訓練為中心”，是江蘇省教育會一幫人提出來的。“他們的辦法是把學校弄成些不相幹的職業的‘藝徒學堂’，（讓）幼年人進學堂，如進工場一般，這是極其不通的。”這種情況，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緩解高考壓力，大辦職業中學的做法如出一轍。
傅斯年說，我們主張學校也是要“訓練”的，但這種訓練不是要把學生變成“藝徒”，而是要把他們培養成既有牢固的知識，又有誠實的態度，還有動手的能力，並且在離開學校以後能夠服務於社會的人。為此，他提出要把中小學課程的門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認為，考察一所學校成功與否，一要看學生是否有使用課本知識的能力，二要看能否把日常生活與課本知識聯係起來。隻有這樣的“訓練”，才可以擺脫“士大夫的架子”，才“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習慣”。
第二，要認真整頓教育係統。
傅斯年認為民國以來的教育界雖然是“自由發展”了，但由於“私立學校隨便開，大學隨便添，高中滿了全國”，因此出現良莠不齊、失業人數增加的混亂狀況。麵對這種狀況，教育部的當務之急有以下幾點：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教育統計，同時根據社會需要製定各校各科的招生人數。二、各級公立學校在培養人才上不僅要相互銜接，而且還要顧及地方需要。三、限製私立學校盲目發展，防止造成紊亂。四、要使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職工教育、學術教育之間相互配合，相互照應。
第三，要盡快實現教育獨立。
傅斯年強調，教育不能獨立，學校就不可能辦好。他舉例說，當年德國的威廉二世雖然無比專橫，卻不能免除一個大學校長的職務。相比之下，中國的教育廳長和教育局長，卻有隨便撤換校長的權力。他認為政府的責任，一要確保教育經費的獨立，二要保障校長和教師的地位，三要在教育管理上采用文官製。隻有這樣，才能實現教育的獨立。
第四，要努力根除教育腐敗。
傅斯年說，根據民國以來的事實，教育的腐敗是自上而下的。隻有教育部不講道理，地方教育官員用人不當，校長和教員不成樣子，然後學生才會出問題。所以他認為：“教育之整頓，學風之改善，其關鍵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他還說，學生大多數都是好的；政府隻有“把教育部建設成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官廳”，並選擇有人品，有見識，有資望的人去當大學校長和教育廳長、教育局長，才能把學校辦好。
第五，要資助有才學的窮學生。
傅斯年指出：“科舉時代，窮人是比較有出路的，一來由於當年讀書用不了許多錢，二來由於當年義學、宗塾、廩膳膏火、書院獎勵、試館等製度，大可幫助有才無錢的人。今日之學校教育，用錢程度遠在當年之上，並無一切資金、助金。國家號稱民國，政治號稱民權，而貧富之不平更遠甚，成個什麼樣子？”因此他提出五點建議：一、把大中小學的經費抽出百分之五當作獎學金。二、停辦所有無成績的省立大學，將其經費當作獎學金。三、停辦一切不成樣子的私立大學，“收他們的底款為獎學金”。四、私立學校不設獎學金，不得立案。五、在收高額學費的同時，也要設立更多的獎學金。
這篇文章發表後，著名曆史學家孟森寫了一篇《論士大夫》的文章寄給胡適。其中對士大夫的定義是：“‘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者也。”胡適看到這篇文章，覺得“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領袖’”。為此，他在《獨立評論》發表該文的同時，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領袖人才的來源》。其中談到近代歐洲的領袖人物，大多出自大學或受大學教育的影響。他問道：“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有感於此，他認為要想擺脫沒有領袖人才的苦痛，“隻有咬定牙根來徹底整頓教育”。否則，“我們這個國家也隻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