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吳大猷還對純粹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作了比較。他說如果把科學比作一棵樹，那麼純粹科學就是樹根，應用科學就是枝葉，技術科學就是花果。假如隻想著科學技術的應用而不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那就好像不顧樹根枯朽、隻想著枝繁葉茂果實累累一樣，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純粹科學的探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有自由的環境，這種環境應該由大學和學術性研究機構提供；二是要有一批追求知識、追求真理、博學深思、頗具想象力的學者和青年。這兩個條件比大樓、儀器、圖書、經費等物質條件更重要，是造成學術研究氣氛的關鍵。這與梅貽琦先生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觀點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吳大猷先生更重視學生，把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文章結束時，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沒有純粹科學的國家……將永是落後。”
一九八三年，《中國時報》以“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為題，對吳大猷和餘英時進行采訪。他們二人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家，再加上當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失衡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因此這是一次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對話。對話中，吳大猷進一步分析了純科學和應用科學、技術科學的區別。他強調：研究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就在於前者的動機很單純，隻是為了求知，根本不考慮實用，也不追求商業性利益；但後者卻不是這樣。應用科學是利用科學知識和科學原理，對具體的問題或目標進行探討；技術科學則是把應用科學得到的原理、方法用在更廣泛的實際問題上。按理說這本來是老生常談，為什麼吳大猷還要反複強調呢？這說明當專業教育和職業訓練甚囂塵上的時候，人們反而在常識問題上容易出錯。正因為如此，吳大猷批評台灣當局“隻重視下遊的技術，忽略上遊基礎科學”，在經費分配上也總是應用科學大於純粹科學、自然科學大於人文社會科學。他認為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
緊接著吳先生又談到通才教育。他介紹說，哈佛大學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目的有兩個：一是要使沒有學過科學的人也能對科學有個基本的了解；二是要讓人人都知道，不斷研究創新是美國科學精神之所在。這個委員會認為，科學的發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術進步，而是一種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們對科學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辦法是借助於通才教育。吳大猷說：“通才教育可使學生未來發展時，能有一種寬廣的基礎，使得念科學的人，也能了解、欣賞人文知識。同樣的，念人文的人，如果對科學有清楚的了解，將來如果進入政府機構，在從事政府決定時，就可避免發生偏差。”
這次采訪中，餘英時也談到在台灣和世界各地出現的一些情況，與如今大陸麵臨的困境極其相似。他說：“我國傳統教育的毛病是偏重於通才、不重專業。現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於社會趨於專業化，個人必須有一技之長，職業才有保障。因此，哪些專長易於找到職業，大家便一擁而上。這種情形當然不限於台灣，美國、蘇聯等地，亦複如此。例如，目前各國都有許多男女，紛紛學醫、法律與電腦。這純粹是一種以職業為主導的教育取向。這種取向，有予以自覺改變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取向呢？餘先生的意見是：無論你學什麼專業，都應該對專業以外的學科具備必要的常識。隻有這樣，你“才有資格做一個完整的現代人，並具備綜合判斷的能力”。他認為，這些問題涉及考試與教育製度，要徹底解決雖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應該作些努力和嚐試，“否則就會產生一種流弊，亦即造成一種所謂‘對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對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專家’。這種專家隻有很狹隘的專業或純技術觀點，卻無法妥善處理專業以外的重要問題，甚至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最讓人感動和欽佩的是，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吳大猷總是站在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高度，反複強調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他說，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人類陷入一個貪婪的欲壑難填的漩渦之中。其中最明顯的是生態環境破壞和犯罪率不斷增高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隻能依靠人文科學來發展人類的智慧，控製並克服人類的貪欲。
他主張讓人文與科技“融合起來，成為更高層次的一個文化，著重的是需要改變人類的教育，使習科技的不成為‘機器人’，習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質”。對於這個問題，餘英時先生補充說，企圖用科技來解決科技問題，無異於飲鴆止渴。這對於那些總以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會解決一切問題的人，應該有醍醐灌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