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吳大猷已經年近七旬，但仍然擔任台灣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重要職務。這一年年底，他在台灣“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強調：所謂科學精神，乃是科學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一種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盡管它原本並不是為了實用，但它卻是一切技術的“根”。基於這一認識，他主張發展工業不能隻停留在“技術引進”的模仿階段，而應該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與此同時，他認為激發青年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是中學教育的主要任務。但是，由於“大學聯招”（類似大陸高考）存在的問題，使中學教育出現三大偏差：一是課程設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學業負擔太重。這就是使大多數學生在學習中隻能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識的奧秘和科學的真諦，從而對科學喪失興趣。為了糾正這些偏差，吳大猷成立了“人文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一方麵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麵組織教師培訓，進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一九八七年，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吳大猷先生在接受《台大研訊》采訪時又說：“三十年前我來台灣時學生的求學誌向都很高，很多有誌於基礎科學，求學的動機也比較單純，現在進大學的競爭依舊很激烈，但是很多學生對學術興趣並不高，隻在圖個資格。”
吳大猷所說的三十年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他回台灣講學的時候。當時他在台灣大學講學四個月，可謂座無虛席，盛況無前。他覺得這裏的學生比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的學生還要好。吳大猷回台灣講學是胡適促成的，後來胡在信中對吳說：“你此次在台教學四個月，最辛苦，最負責任，所以最有成績。所謂‘成績’，不在班上那幾十個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在你所引起的青年學人的求知向學的熱誠……”（《胡適書信集》第一三一二頁）這些話胡適在許多場合都說過。講學之後，吳大猷還向台灣當局提出一個發展科學的全麵計劃，可惜因兩岸關係日趨緊張，這個計劃曾一度中斷。
胡適與吳大猷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在他們的交往中，有兩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一九四七年，胡適曾給白崇禧、陳誠二人去信，提議在北京大學成立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把這方麵的第一流物理學家集中起來，“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實驗，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在這封信中，胡適列出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人，認為這九個人“可謂全國之選”。這件事雖因內戰未能實現，但也可以看出吳大猷在學界的地位。當時吳大猷正在國外，他代表胡適與正在英國的“張宗燧談數次，使其決來北大”。（《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二八九～二九三頁）張宗燧是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張東蓀的兒子，他回國後，不僅沒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反而因為父親在朝鮮戰爭期間被打成美國特務而受到牽連，並終於在“文革”中自殺身亡，為曆史留下沉痛的一頁。
二是一九六二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當時擔任院長的胡適因為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劉大中等四位海外院士都能回台灣出席會議，心裏非常高興。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胡適在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說：“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係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三八九八～三八九九頁）出人意料的是，也許是過於興奮吧，胡適話音剛落，就因為心髒病突發而不幸逝世，因此這段話也就成了胡適的臨終遺言。它告訴人們：在我國，人文學者可以培養出世界級物理學家，世界級物理學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這其實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好傳統。遺憾的是，隨著胡適、吳大猷等人的離去，這個傳統被中斷了。因此盡快恢複通才教育的傳統，才是振興中華民族的最好出路。
教育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