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者可以培養出世界級物理學家，世界級物理學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這其實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好傳統。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鴻溝由來已久。對學生過早地實行專才教育，很容易把他們培養成會說話的奴隸、不會思考的機器。這既是個人的悲哀，也是國家的不幸。我過去以為，這是內地教育的一大失誤，最近讀《吳大猷文錄》（《大科學家文叢》之一，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看到這個問題在台灣也出現過，隻是由於吳大猷等人及時發現並全力糾正，才沒有釀成大錯。
吳大猷是楊振寧、李政道的老師，他在海外工作多年，於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他的話對於那些把海外學者看得比本土學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學家的意見看得比人文學者更重要的人來說，也許有較大的說服力。
吳大猷出身於廣東番禺的一個書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幾歲隨伯父去天津求學，二十二歲畢業於南開大學，因為學習成績優異，在老一代物理學家饒毓泰和葉企孫推薦下，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三位理論物理學博士。學成回國後，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任教，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黃昆、馬仕駿、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優秀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曾在許多場合談到吳先生對他們的影響，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向恩師、致謝。
抗日戰爭勝利後，吳大猷長期旅居海外，先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和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後期，他才定居台灣，這也是大陸同胞對他不大熟悉的緣故。回到台灣以後，他看到島內大學的學科設置越來越細，學生的知識麵越來越窄，而人們對專業教育和職業訓練卻趨之若鶩，以為隻有這樣才能搶得先機，出人頭地。這使他深感憂慮。於是，他利用一切機會大聲疾呼，希望盡快改變這種局麵。
一九七六年六月，他以《科學技術與人類文明》為題，在《民族晚報》發表文章說：科學的要義是追求真理，科學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還包括智慧，“是‘知識和智慧’不可分的一體。片斷個別的知識，如缺乏了各種知識的融會關係，則不構成科學”。可見對於任何人來說，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狹窄太專門，就隻能掌握一些“片斷個別的知識”，而不會通過了解科學的全貌來增長智慧。這種人很可能是一個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書簏。
針對人們過分看重實用的傾向，他告訴人們，科學家投身科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有用”，而是為了尋求真理。人類曆史上許多重大發明，都來源於純粹的求知，而不是為了實用。另外，針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已經存在的鴻溝，他提出三點意見：第一，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必須“有一個人文與科學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學界與非科學界之間，必須溝通思想經常交流；第三，要達到這種溝通與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
當時的台灣社會，也被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籠罩，許多人上大學不是為了求知，而是為了找一份好工作。麵對這種傾向，吳大猷告誡大家：“教育的目的，不隻限於知識的傳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務是教育學生思考。”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吳先生明確提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責任是將人文學與科學間的鴻溝蓋接起來”，這種“蓋接”，不是一種表麵的點綴，也不是“在文學院加一二科學課程，在理學院加一二人文課程”，而是要在思想觀念和政策措施上進行重大改革。拿吳先生的這個觀點來衡量，近年來內地大學的“文理溝通”，恐怕還是所謂表麵點綴，算不上一種全麵“蓋接”。因為這種文理溝通，還局限在“提高學生素質”的層麵，沒有上升到“教育學生思考”的高度。前者的立意是為我所用，後者的出發點才是為人本身。
一九八二年，吳大猷以《科學、技術、人文學》為題，在《民生報》分三次刊登長文，進一步論述三者的關係。他說，科學和人文學是人類文明的兩個方麵。就科學而言，由於“高度專門化”和大量使用深奧的觀念和術語，它已經“成為極少數專家的私有花園”。這樣一來，連那些受過普通教育的人，也很難對科學有個基本了解，即使是受過專門教育的人，對其他專業也是隔行如隔山，根本不知道人家說啥幹啥。於是，幾乎所有的專業工作者都處於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境地。這充分說明人類文明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它對於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個人的生命體驗，都非常有害。他強調，人類社會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將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溝通起來的時代，而這種溝通的任務，隻能由教育來承擔。不難看出，近年來有些人一再強調所謂專業教育、技術教育的重要性，顯然是要重複人家走過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