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課程設置方麵要求學生們都學一點關於政治、文化、曆史、社會，總名之曰人文科學。如果是專業人才，那就不必要有這樣的要求了。
一九八一年馮友蘭在回憶清華大學往事的時候說：“當時教授會經常討論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是哪一種人才呢？是通才呢？還是專業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課程設置方麵要求學生們都學一點關於政治、文化、曆史、社會，總名之曰人文科學。如果是專業人才，那就不必要有這樣的要求了。這個分歧，用一種比較尖銳的提法，就是說，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兩種主張，屢次會議都未能解決。後來，折中為大學一、二年級，以‘通才’為主，三、四年級以專業為主。”
究竟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不僅是清華大學，也是中國教育始終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國人就會繼續喪失思考和創造的能力，甚至淪為會說話的工具、任人驅使的奴隸。近年來，盡管我們對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開始有所反思，清華大學也正在改變單純工科大學的形象，但是大家對通才教育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馮友蘭這樣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教育仍然不能徹底擺脫“大一統”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第一、專家至上、高速發展等急功近利的觀念困撓，這就使“人”的培養大受影響，“機器”的製造仍在繼續。
無獨有偶的是，早上世紀六十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發表題為《談留美生活》的文章，也專門談到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他認為，自己就是因為受到通才教育的影響，才“什麼都能搞一點”，並在許多領域都取得很大成績。
潘光旦早年畢業於清華學堂，後來又回母校執教，因此他與清華的感情特別深厚。清華學堂是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它籌備於一九〇九年，起初叫“遊美肄業館”，附屬於清政府外交部的“遊美學務處”。一九一二年遊美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以後，仍然歸外交部管轄，成為帶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學校。清華學堂實行八年製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兩個階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畢業後便派往美國留學。該校一九二二年起改行“四三一製”，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學一年。一九二五年設立大學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變過去完全依賴美國的體製。一九二九年，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其留美預備學校的功能基本結束。與此同時，這所學校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歸教育部管轄，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製。這意味著中國教育從此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雖然曆經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國內戰爭，但依然弦歌不斷，成為中國教育的中流砥柱，為國家民族培養出一大批優秀人才。但是自從一九五二年全國院係調整以後，清華大學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專業，成了一所單純的工科學校。於是，馮友蘭被“調整”到北京大學，潘光旦被“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從此，他們隻有改造的義務，沒有說話的權利。到了一九五七年，潘光旦居然被打成右派。我原來以為當時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兒潘乃穆說的那樣，對曆次運動的批判鬥爭“采取一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沒想到潘先生後來又在這篇文章中大談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稱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這說明他不但沒有放棄自由主義，反而有機會就要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