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讓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首先應該培養一種“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
前幾年翻閱竺可楨日記，曾注意到他在主持浙江大學時，特別重視人文教育。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竺先生是著名的氣象學家，倘若他以校長身份向學生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並推行專才教育，也是無可非議的事，可他卻沒有這樣。為什麼呢？因為在他看來，學得一技一能固然不錯，但“養成一個清醒的頭腦”更為重要，否則就容易淪為會說話的奴隸、任人驅使的工具。這對於那些把教育理解為單純是傳授知識技能的人來說，不啻當頭棒喝；對於那些隻要學到一技之長便心意足的人來說，也是很好的規勸。當然，由於是日記，想要比較集中地看看竺氏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也不容易；再加上《竺可楨日記》在整理出版時刪節過多，難免給人留下一些遺憾。
最近看到《竺可楨文錄》的出版，便毫不猶豫地買了一本。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利害與是非》那篇兩千來字的論文。文章說，中國人總是以為隻要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我們的國家就有救了，殊不知古人早有南桔北枳的教訓。所以，要想讓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首先應該培養一種“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後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否則，即使把科學之花移植過來，也不會產生很好的結果。
那麼，如何才能具備“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呢？該文第二部分說：“現在大學教育，注重各種專門知識之傳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這不僅不利於科學精神的形成，而且還會導致“社會道德與政治風氣之敗壞”。有鑒於此，竺可楨一方麵倡導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並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麵主張在大學應該推行導師製。他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裏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與此同時，他還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否則就有變成貪官汙吏的可能。這就是“隻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用這些標準來衡量，我不知道在如今的大學校園裏，還有多少為了學問而不顧職稱、不計利害的教授，又有多少為了學業而不想做官、不想賺錢的學生？
此外，針對人們總是把上大學和找工作聯係起來的糊塗觀念，竺可楨引用一位美國作家的話說：我們辦“大學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學生能賺得麵包，而在乎使他們吃起麵包來滋味能夠特別好”。這就是說，大學教育不應該把人變成賺錢的機器，而應該讓學生懂得怎樣做人，怎樣生活。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指出：“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所有這些，都是立足於這樣一個觀念：“專精一門技術的人，頭腦未必清楚。反之，頭腦清楚，做學問辦事業統行。”這說法來自一位大師級的氣象學專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竺可楨深知，要想達到上述大學教育的目標，必須有一個寬鬆自由的教育環境。所以他在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學建校三百周年之際，特意介紹了該校校長康諾德的辦學方針：“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反對政黨和教會幹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於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以充分發展之機會。”顯而易見，這與竺可楨的教育思想不謀而合。
盧嘉錫在這套書的總序中說：現代教育的一個主要思路，就是要摒棄那種專業劃分過窄、知識分割過細的做法，強調綜合性和整體性的素質教育。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我們可以從《竺可楨文錄》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以為，竺可楨和他們那一代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事業追求，對於今天來說，是不可多得的思想遺產和曆史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