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先生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隻會教書，結果是把學生當成了書架子、紙簍子；第二種不是教書，而是教學生，但學生仍然處於被動狀態；第三種是把教和學結合起來，讓學生學會自己學習。
一九一八年五月，陶行知留學歸來不久，在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發表演講，闡述了他對教育的理解，並提出師範生應該具備的六個觀念：
第一，教育能改良個人的天性，能使惡者變善、善者益善，能使國民識別領袖的正當與否，能使貧者變富、弱者變強，因此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業，師範生應該“專心致誌，抱定主義，以教育為專門職業”。
第二，教育可以讓愚昧的人變得聰明起來，讓幼小的人快快長大，讓落後的人迅速進步，因此教育是一種快樂的事業。
第三，與大學、中學相比，小學和幼稚園的教育尤其重要。因此，大中小學的教員應該是平等的，他們應該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教育應該以學生為主，應該以學生之樂為樂，以學生之憂為憂，以學生之苦惱為苦惱。如果教師過於威嚴，讓學生把教師當作閻羅或判官，就會失去辦學的基本意義。
第五，教育是改良社會、培養人才的主要手段，學校應該與社會有密切往來，否則大家就不會了解社會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不是寺院或洞穴，教師也不是僧侶或隱士。
第六，不要把學校當作人生道路的臨時客棧，也不要把教育當作職業選擇的權宜之計。隻要進入師範學校，無論男生還是女生，都要把教育當作自己的終身大事，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與此同時，還要有“不要名、不要利，隻要教育好；不怕難，不怕死，隻怕教育不好”的決心，要有世世代代獻身於教育的精神。
次年二月，陶行知在《教學合一》中指出，世上的先生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隻會教書，結果是把學生當成了書架子、紙簍子；第二種不是教書，而是教學生，但學生仍然處於被動狀態；第三種是把教和學結合起來，讓學生學會自己學習。他認為第一種最糟糕，第二種也不好，第三種最正確。此外，他還提出教師一方麵要指導學生，一方麵還要研究學問，以便讓學生“多得些益處”。
一九一九年四月，陶行知以《第一流的教育家》為題，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教育的認識。文章開頭是這樣的：“我們常見的教育家有三種：一種是政客的教育家，他隻會運動，把持，說官話；一種是書生的教育家，他隻會讀書，教書，做文章；一種是經驗的教育家，他隻會盲行，盲動，悶起頭來，辦……辦……辦。第一種不必說了，第二第三種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依我看來，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兩種要素當中得了一種，方才可以算為第一流的人物。”這兩種要素是“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
緊接著陶行知指出：“我們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膽量太小，對於一切新理，小驚大怪。如同小孩子見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上了黑房，怕走進去。究其結果，他的一舉一動，不是乞靈於古人，就是仿效外國。也如同一個小孩子吃飯、穿衣，都要母親幫助，走幾步路，也要人扶著，真是可憐。”因此，他希望教育界同仁要有大膽的“敢於探求新理”的理想，要有“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礙、不怕失敗”的精神，要有“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的勇氣，要有“把教育的奧妙新理，一個個的發現出來”的幹勁。
同年七月，陶行知對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生發表演講，就有關“新教育”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說：“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養成……‘自主’、‘自立’和‘自動’的共和國民。”因此新教育要用共和精神，在師生共同生活的基礎上，注重啟發、鼓勵自治、喚起興味、責成效率，“使學校成為一個小共和國”，使老師的責任“重在引導”，使學生明白，在學校裏一定要“自己去學”，不要“坐而受教”。
關於教育與名利、教育與金錢的關係，陶行知的觀點也值得注意。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在安慶暑期演講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教育是無名無利且沒有尊榮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機會，純係服務的機會，貢獻的機會，而無絲毫名利尊榮之可言。”一九二三年，他在《學問的要素——答程仲沂先生的信》中說：“我不承認財力是學問的要素。我以為，隻要有誌學問或是有誌於女子的學問，經濟的難關是可以打破的。”他還說“窮苦和學問是好友；富貴和學問是仇敵。那天天輕裘肥馬，炫耀於同學之前的”紈絝子弟，是不會有真學問的。後來他還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教育之商業化，亦為不可掩飾之事實。師生間之關係，純為知識之販賣。此種商業化之教育，不僅根本有背於教育原理，而且使師生感情日相隔離，不能打成一片。”
陶行知的這話，對於如今把教育與金錢、名利聯係起來的人們，是很好的提醒；對於借教育以牟利、甚至提出教育產業化的人們，是嚴厲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