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想的大學，應該辦平淡無奇的教育。
傅斯年一生，幾乎完全貢獻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他早年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來創辦並領導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還擔任過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並留下數百萬字研究成果和教育論著。對於他的學問，我心存敬意又不敢妄加評論；但讀了其教育論著之後，非常感動。我以為，他當年的教育理想和辦學模式，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一、從台灣大學的傅鍾說起
為寫這篇文章，我先上網搜索一下，看到台灣《聯合報》兩年前發表的一篇通訊，標題是《台大傅鍾為何二十一響》。這篇通訊不長，卻很有意思，其導語如下：“台大精神象征——傅鍾為何總是敲二十一響？台大校長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業上，丟出這個問題，勉勵新生主動求知找答案，四年後的畢業典禮他還會問一次，希望到時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那麼，台灣大學的傅鍾為什麼要敲二十一響呢？讀罷全文，我才知道這與他們的老校長傅斯年有關。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因此傅鍾敲二十一響，是為了提醒台大的學生，應該把每天讀書、睡覺、做事的時間限製在二十一小時之內，剩下三個小時，是要排除幹擾用來沉思的。
該文還介紹說：一九四九年台大舉行校慶，傅斯年期勉學生要做到“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這八個字後來成為台大的校訓。傅斯年去世後，台大為紀念他奠定台大發展基石，鑄造了“傅鍾”，懸掛在行政大樓前的草地上。
所謂“敦品”，是培養敦厚品行；所謂“勵學”，是鼓勵勤奮學習。傅斯年把“敦品”放在“勵學”之前，是因為他覺得品德修養比掌握知識更重要。難怪李嗣涔校長在參觀北大以後，有記者問他：“作為一位資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學生是怎樣的？”他回答說：我很欽佩未名湖邊那些苦讀英語的學生，“這在台灣是絕對看不到的”（笑）；但我以為，對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緊接著他解釋道：“台大的學生和北大一樣，會有許多畢業生將成為各行業的精英和領導者，他們的見識和心胸將決定行業的興衰成敗。所以我們十分重視道德倫理教育。”
“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這大概就是台大傅鍾所要傳達的聲音。
二、在校慶大會上的講話
上麵提到的傅斯年一九四九年在台大校慶的講話，被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翻開該書，可以看到傅斯年講話的前半部分介紹了台大曆史，後半部分向學生提出自己的期望。
台灣大學原名台北帝國大學，始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收回後改名台灣大學。傅斯年是一九四九年初被任命為台大校長的。出於對教育的深刻理解，他在校慶大會上指出：“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和工具。”基於這一理念，他進一步強調：“台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這就是說，辦大學的目的隻能是為了尋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學校當作尋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嚴置於首要地位，學校就會成為奴化教育的場所。
傅斯年還告誡大家：這是一個“邪說橫流的時代”。由於“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所以年輕人很容易上當受騙，也很可能像宣傳者那樣養成說瞎話的習慣。但是要想尋求真理，就不能說一句瞎話。如果大學生也養成說瞎話的習慣，科學發明與學術研究就可能造假，整個社會就會喪失誠信。所以他認為，“立信”不僅是做人、做學問的基點，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