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準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嚐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從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向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係，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係，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分；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係，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於是從事於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聽途說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係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規定，聊複選習”之不獲已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複有此規定爾，固不敢從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於大學教育者，亦嚐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係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製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於此種改革卜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於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複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儼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彙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彙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於平息而教權複歸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文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運動，率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戰前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