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師友古人之聯係之闕失。關於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夥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幹不同而和之集體，於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喧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誌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於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後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誌者自猶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於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複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之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製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物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於偏注，則史學者與人生將不複有所聯係，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說之“以人鑒人”之原則將日趨湮沒，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麵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麵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而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並重。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於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於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幹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能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於學識者半，由於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麵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於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幹，以至於甚不相幹。始恍然於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