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沛鴻世界性的教育眼光，首先表現在他對西方教育本體論的深刻體認上。教育的本體究竟是什麼？這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杜威的開拓領域。他的基本觀點是“在廣泛的意義上，教育乃是社會生活延續的工具。”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就是杜威在教育本體上提出的著名口號。
雷沛鴻充分消化了杜威的社會本體論的思想。但他並不拘囿於杜威的現成結論，而是把它當作一個研究教育的獨特角度，即社會學角度，並結合文化學的角度進行雙重觀照，從內涵上進行了極大的擴充，將它納人人類文化的傳遞與創造的總範疇，使它具有新的係統意義。在目標上，使它從屬於民族的解放與人類的解放，為重建世界文明培養新人。它將杜威教育科學中的合理成分恰當地納入自己國民教育體係之中，將“社會—文化—教育”在天下為公的宗旨下融為渾然的整體。這一博大的教育理想，正是美國教育跨越20世紀的目標。
雷沛鴻的世界性教育眼光，還表現在他對西方教育功能思想的深刻體認上。這一體認，主要來自法國大革命中的教育實踐。他考察和比較了世界現代革命的曆程，發現唯獨法國革命所經曆的反複最少。究其原因，“與其說一味靠武力革命，一次又一次屠殺流血而成功，毋寧說法國人民是借教育的改革運用，乃能樹立共和國的深厚基礎。”法國教育改革的核心舉措，就是製定政教分離法案，使教育從為神服務的教育改變為以大眾利益為指歸的社會性教育。這是法國革命運動成功的得力處所在。聯係中國現代曆次革命與改革失敗的經曆，雷沛鴻提醒國人深省。
關於教育在改造社會中的獨特功能，雷沛鴻還根據德國現代化改革的過程，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體認。他明確提出，國家之新，社會之新，歸根結底依靠國民心理之新。而國民心理之新，從來依靠教育之新。雷沛鴻由此歸納出一條重要的曆史規律：建國有道，教學為先。這一論斷，已經成為現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明確理念和普遍現實。
雷沛鴻世界性的教育眼光，還表現在他對西方成人教育思想的深刻體認上。他對丹麥教育家格龍維創辦的庶民高等學校的辦學模式非常讚賞。這種“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的模式，可以真正實現教育與社會的結合，做到社會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會化。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教無類教育思想所追求的目標。雷沛鴻以此作為西江學院辦學模式的基本依據，構建了“全體、全麵、全程”的國民教育體係，在廣西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被稱為“中國的格龍維”。
雷沛鴻世界性的教育眼光，也表現在他對西方體製思想的深刻體認上。他對英美多渠道、多層次辦學體製十分讚賞。所謂多渠道、多層次辦學，實際是指辦學資金的多渠道化。英美的公立大學，實際上就是社辦大學。有些社辦大學辦得很好，如牛津、哈佛、劍橋，就成了全國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他們在學術水平上代表一個國家，在辦學體製上並不屬於國家。由於他們依靠社會的支持而生存和發展，不靠政府財政撥款吃飯，因此不受政府控製而具有極大的獨立辦學權力和強烈的獨立精神。對真理直接負責，是它們的最大追求。正是這種屬性和做法，使它們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學。西江學院的辦學體製和格局，就是向這三所世界名校學習，並進行土化而設置的。他還對英美、德國、丹麥、瑞典、前蘇聯、菲律賓等國的高等教育，進行過專題性的研究，從中汲取了許多具有規律性的東西，如劍橋、牛津的導師製，哈佛的博通教育，柏林大學的教學與科研並重的教育，前蘇聯的生產實踐教育，丹麥的大學擴張教育，菲律賓的地方文化教育等，為高等教育理論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世界文化基礎。
雷沛鴻的世界性教育眼光，也表現在他對西方現代方法論的深刻體認上。雷沛鴻認為“理論在沒有實現以前，不過是一種理想。這個理想要它能夠實現，則在於如何實現的方法。”因此，他對方法論極其重視。他對唯物辯證法很有修養，在他的教育理論體係中，對唯物辯證方法的基本要領，舉凡矛盾法則，動態法則，從實際出發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兩點論與重點論法則，幾乎覆蓋無遺。難得的是，他還能將唯物辯證方法和係統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運用。雷沛鴻對係統理論的體認，是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當時正是係統論初創的時候。他及時抓住了這一學術機遇，將它融入了自己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開拓中。當時我國學者中注意到這一學術動態並迅速占領這一學術製高點的，僅寥寥數人。
此外，雷沛鴻還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常規性的研究方法：實驗法、觀察法、調查法、統計法、比較法等。他認為這些方法都是重視客觀的，比中國傳統的主觀主義的內省法要科學很多。他將這些研究方法都納入唯物辯證與係統方法為主幹的方法論體係中，融合成一種具有強大開掘力的兼容性的工具係統，作為開拓國民教育體係的強大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