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教育思想中糟粕的批判和排拒，是雷沛鴻世界性教育眼光借以表現的另一個重要方麵。
雷沛鴻認為，理性批判原則是對待萬事萬物的普遍性原則。因此，對西方的教育文化思想，決不能盲從，而應該堅持具體分析的立場，既吸收其中對我們民族的生存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的精華，又堅決批判和排拒其中對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消極意義的糟粕，決不讓它腐蝕我們民族健康的肌體。他認為西方現代文化教育中的糟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是個人主義的人格取向。雷沛鴻認為，西方現代市場經濟既造成了現代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個人主義的泛濫。他一方麵肯定這是生產力進步的表現，另一方麵，堅決抵製個人主義泛濫成災的腐朽現象，認為這是商品經濟對人性扭曲與摧殘。他義正詞嚴地指責說，“所有局促情形，所有窘迫狀態，這些不幸遭際，遂醞釀成空前未有的社會問題。”雷沛鴻所提出的對策是，“通過教育為公、學術為公，去實現天下為公。”他的政治哲學與社會改造綱領也許和馬克思不盡相同，但在對個人主義人格取向的排拒及對集體主義人格取向的標舉上，二者之間是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的。
雷沛鴻的可貴之處在於，麵對資本主義他的認識始終是理性的。他嚴格遵循著唯物辯證法的思維原則，堅持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個人主義固須批判，但個性解放必須倡導；集體主義精神固須倡導，但以集體名義壓製個人，同以個人名義壓製集體一樣，都是不可取的。真理應當在個性解放與天下為公的平衡之中。個性與群性，都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內涵，二者應該而且可以統一在一起，這才是世間最完美、最健康的人格，是人格取向的理想模式。
二是以物為本的價值取向。雷沛鴻認為，西方文化是一種物質的文化。它以自然為本位，必須以理性為皈依，以個性人格為主體，以事實與科學為極則，而不以感情為人文基點。其結果，便是競爭精神發達，社會銳意求新，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日見淡薄。雷沛鴻認為，正是由於對人的漠視，西方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並沒有真正給人類帶來幸福，反而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證明。正確的作法隻能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間知識的人道化。”這一見解，與西方有識之士的主張，是相通的。
三是以黨壓群的現代專製。雷沛鴻認為，西方實行以議會製為基礎的政黨政治，實際是寡頭政治的遮羞布與障眼法。集中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就是民族主義思潮的張狂：“不管紅色、白色，或左傾、右傾，都是傾向於整個民族的組成。”希特勒的行徑就是如此。他們的“殺人理論”，就是賦予團體以絕對的權威，強調團體人格，否認個性人格，提倡為領袖和團體獻身的宗教式的忠誠，標榜“天下無不是之政黨”、“天下無不是之領袖”。最後，都無法逃脫曆史的懲罰，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麵對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雷沛鴻提出了民族自救的主張。他認為，民族主義中實際包容著兩種截然相反的內涵：一是帝國主義所標榜的專務侵略的民族沙文主義，一是弱小民族團結自救的民族愛國主義。民族愛國主義，正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強大的精神武裝。作為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學者，他想得更遠：唯有永遠和平，才是全人類的最高福祉。實現世界和平的途徑，就是天下為公。他堅信物極必反而人心向上，未來之世界，定是天下為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