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稅節支方麵，克林頓政府決定，對年收入超過14萬美元的家庭和超過11．5萬美元的個人，將所得稅從31％增至36％；對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個人，另加收10％的附加稅；將大公司的最高所得稅率由34％提高至36％；對那些從政府社會保險項目中每年領取養老金超過3．2萬美元的富有退休者，將其應納稅額由原來的50％提高為85％；征收能源稅和延長汽油稅的增收年限；僅這幾項增稅措施，5年內將增加稅收3，200億美元。關於削減開支問題，克林頓計劃在1994～1997年財政年度中，減少軍費開支共約880億美元。鑒於社會福利製度，特別是醫療保障製度存在的浪費巨大的弊端，克林頓提出相應的對策，據稱，僅此一項就可節省上千億美元。總統還下令大幅度裁減聯邦政府雇員並凍結他們的工資一年，這樣又可節省一筆開支。
擴大就業是克林頓總統短期刺激經濟計劃的一大主要目標。他決定在1993年增加300億美元開支，用於發展公共工程，創造50萬個就業機會，並計劃在今後4年內，通過向基礎設施領域投資2，000多億美元、給予中小企業稅收和信貸優惠、開展廣泛的就業培訓計劃等手段，創造800萬個就業機會，從而基本解決失業問題。為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克林頓政府重視對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實施大規模的環境淨化工程和住房建設工程，並增加教育投入，實施教育改革，以使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受教育的權利。
克林頓政府的科技政策也十分引人注目。他上台後，決定把從削減國防開支中得到的“和平紅利”大量投入到民用技術的研製和開發方麵。從1993年起，美國每年從軍事研究費用中撥出300億美元，用於資助光纖通信、生物技術、計算機網絡建設等領域的研製工作。在總統的敦促下，美國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軍轉民委員會”，由它來指導實施一項“技術再投資計劃”，探索將軍事上許多處於前沿的高新技術轉化為民用的可能性。
發展對外貿易是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克林頓強調美國對外政策的著眼點在於為國內政策服務，將貿易作為“除軍事實力外最具威懾力的王牌”，以尋求在地區和全球貿易中的領先地位。克林頓政府的重大外交活動大多是圍繞著經貿關係這根主軸展開的，而且取得突出的成就。僅在199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的一個月內，克林頓就曾推動國會參眾兩院相繼通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召開了西雅圖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促使關貿總協定在最後期限前完成了“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從而加強了美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主導作用。克林頓政府還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在國際經貿談判中采取了比過去更為強硬的立場，如迫使歐共體諸國降低工、農業產品的出口補貼，促使日本和韓國開放國內的大米市場，還特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開放本國市場的“數字化指標”。
克林頓政府的上述政策措施為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美國經濟自1990年陷入衰退後，在1991年跌入穀底，出現了1．9％的負增長。此後雖然開始緩慢地回升，但仍舊走勢低迷；1992年下半年走出低穀，呈增長趨勢。進入1993年，情況就有了明顯的好轉，經濟增長按年率計算竟高達6．9％，出現了讓整個世界震驚的奇跡。
經濟回升的兩個明顯的事實是失業率的降低和大公司利潤的增加。1992年底高達7．5％的失業率到1993年11月降至6．4％；在1995～1997年間，失業率隻有5．4％，大大低於同一時期歐盟11％左右的失業率。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西方經濟學家眼中的充分就業狀態。日本的失業率雖然隻有3％左右，但對實行終身雇傭製的日本經濟而言已經是危機狀態。反映美國經濟活動趨向的500家大公司在1992年曾出現近2億美元的虧損，而一年後，同樣是這500家公司，利潤卻猛增10．5％，達到626億美元。美元彙率、消費者信心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都處於高位，也是美國經濟良性運轉的標誌。
自克林頓上台後，扭轉了裏根———布什時期聯邦預算赤字直線上升的局麵。聯邦預算赤字從1992年的2，903億美元逐年下降到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