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卡特的政策並無新意，隻是把過去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看重的增支和減稅兩種辦法拚湊在一起。這種做法可以暫時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但卻會誘發更嚴重的通貨膨脹。1977年通貨膨脹率為5．5％，1978年猛增到9．6％，1979年則超過了10％。這就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把重點轉為抑製通貨膨脹上麵，采取了緊縮預算、縮小減稅幅度等措施。但不久美國經濟再次陷入停滯狀態，上述法案所取得的短期效果隨之化為烏有。
卡特改革社會福利製度的努力，同樣未能成功。由於人口增加和物價急劇上漲，聯邦政府負責的養老、殘疾、醫療等社會福利製度難以為繼。1977年12月，卡特促使國會提高社會保險稅稅率和降低征收保險稅的工資限額，使社會保險稅在10年內增加2，270億美元，以緩和入不敷出的矛盾。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卡利法諾關於增加雇主納稅份額並從一般歲入中撥款給社會保險開支的要求，未能獲得國會批準。卡特在競選時曾許諾要製訂全民醫療保險計劃，也因擔心費用太高而遲遲不敢向國會提出。等他在1978年終於下決心這樣做時，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已發生分裂，無法使他的方案獲得通過。此外，卡特的其他政策建議，如加強對槍支的管理以減少暴力犯罪、限製非法移民等，也都碰了釘子，或是被迫撤回，或者被國會束之高閣。卡特的聲望因而直線下降。根據《國會季刊》的調查，1977年1月卡特就職時，他在民意測驗中得到的讚同率為75％，1978年1月降低為50％，1979年1月又降到40％以下。
人權外交與卡特主義
吉米·卡特是自威爾遜以來在外交上理想主義色彩較濃的美國總統。他在1976年競選時就匆匆提出，美國應成為維護國際人權的“燈塔”。他上台後立即提出自己的“新外交”，宣稱：“由於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永遠不能對其他地方自由的命運漠然處之。我們的道義感決定了我們明白無誤地偏於那些和我們一樣堅持尊重個人人權的社會。”他認為尼克鬆—基辛格的“大國均勢”外交缺乏道義感，是不可取的。1977年5月21日，卡特在聖瑪麗亞大學所作的對外政策講演中又指出：“對於人權所負有的義務”，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基本信條”。在卡特看來，“樹立美國理想主義的榜樣，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一種切實可行的現實的態度，道德原則是行使美國武力和擴大美國影響的最好基礎。”卡特之所以一再標榜“人權外交”，固然和他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有關（他曾在《亞特蘭大憲法報》上撰文表示自己相信上帝創造世界的學說），更重要的是出於他在競選中獨樹一幟的政治需要，以及在越南戰爭及水門事件後的國際社會中改善美國形象的深遠考慮。卡特試圖以人權外交為武器，在意識形態方麵取得優勢，擴大蘇聯東歐各國內部矛盾，促其內部發生變化，最終納入美國的“世界秩序”之中。
1977年1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公開讚揚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著名核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指責蘇聯政府不讓其發表意見，是違背“有關人權問題所公認的國際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