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卡特總統親自複信薩哈羅夫，表示美國政府對“在國外促進人權的堅定諾言”。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針鋒相對地抨擊美國的人權政策，但卡特不予理會，在3月1日又在白宮把蘇聯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布科夫斯基奉為上賓。次日，參議院不顧蘇聯的抗議，以92票對0票通過了一項反對蘇聯侵犯人權的決議。同年11月，國務卿萬斯就蘇聯表示要對持不同政見者夏蘭斯基實行最嚴厲的紀律懲處一事會晤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表示美國的關注。
在卡特政府人權攻勢的影響下，蘇聯和東歐國家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進一步加強。1978年7月25日，美國以蘇聯政府審訊夏蘭斯基等人為由，推遲美國高級官員去蘇聯訪問。卡特政府還呼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蘇聯進行調查，並要求國會增加對“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的撥款。
根據美國的一份民意調查報告，大多數美國人讚揚卡特的人權政策。蘇聯方麵則十分憤怒，勃列日涅夫公開抨擊卡特“露骨地企圖幹涉蘇聯內政”，蘇聯輿論紛紛揭露美國國內侵犯人權的現象。除了這種相互指責以外，美蘇雙方還彼此驅逐對方記者，在貿易活動中設置障礙。
卡特總統在執政後期為了實現限製戰略武器的目標，對蘇聯的人權攻勢有所減弱，並最終使之退居次要位置。
在製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卡特十分倚重一個叫“三邊委員會”的民間國際組織。該組織成立於1973年7月，發起人是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先後在該組織擔任委員的560多人中，有將近2／3是北美、西歐和日本跨國銀行或公司的頭頭。其他成員有的曾在本國政府或國際組織擔任過高級職位，有的是學術、輿論、法律界的知名人物，而且大都和跨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卡特在當總統前，就是三邊委員會的成員，並積極參加其活動。他曾在自傳中寫道：“在三邊委員會中的服務，使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結識了國內和國際上不少從事對外政策研究的人。”該委員會在卡特的競選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對外政策、許多競選戰略和部分國內政策都直接來自該委員會及其主要會員。特別是該委員會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更稱得上是他對外政策的設計師。卡特當選後，任命布熱津斯基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即基辛格在尼克鬆第一屆任期內擔任的職務。卡特對布熱津斯基十分信賴，他有一句格言“讓布熱津斯基去解決。”當卡特收到一份關於對外政策的備忘錄時，他總會問“布熱津斯基看過沒有？……”
布熱津斯基認為，當代世界已經進入技術———電子時代，跨國公司和各種國際性機構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全球化，首先是北美、西歐和日本正在走向一體化，第三世界國家以後也將陸續參加進來。他宣稱，美國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的大國均勢外交所忽略的重要問題，而今天“我們需要它們的友誼與合作”。美國不能對蘇聯領導人寄予太多希望，而應當把更多力量用於第三世界和蘇聯以外的共產黨國家。
卡特基本上接受了布熱津斯基的上述觀點。他於1977年5月在聖瑪麗亞大學發表的演說中，也把“減輕（發展中國家的）痛苦和縮小世界性的貧富差距”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他意識到，在第三世界竭力維持現狀，是美國日漸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卡特政府在維護人權的口號下，采取一些有別於過去粗暴幹涉第三世界國家內政、支持親美獨裁政權的傳統政策的做法，試圖改善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增強其抗衡蘇聯的政治和道義力量。其中，較為典型的事例有這樣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