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在後來所寫的回憶錄裏認為蘇聯此舉也獲得了勝利，即美國公開表示不再入侵古巴。保住了古巴的存在。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過去之後，重新謀求與蘇聯達成禁止核試驗的協議並緩和兩國的關係。1963年6月10日，他在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利堅大學發表和平演說，聲稱美國不應當“對另一方隻有一種歪曲和絕望的看法”，“我們必須重新檢查我們自己———作為個人和國家———的態度，因為我們的態度和他們的態度一樣重要。”他認為，美、蘇兩國“在取得公平的真正的和平並製止軍備競賽方麵，都有著共同的深切的利益。……如果我們現在不能結束我們所有的一切分歧，那麼，我們至少能夠協力使世界在分歧之中保持安全。因為，歸根結蒂，我們最基本的共同紐帶是，我們全都生活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之上。我們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我們都重視我們兒女的前途。我們都是凡人。”肯尼迪主張，美國可以在不放鬆警惕的情況下謀求緩和，希望和蘇聯“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接觸和交往”。
1963年7月，美、蘇、英三國在莫斯科共同締結了一項條約，禁止在大氣層和水下試驗核裝置。肯尼迪宣稱，這是走向“使妖怪重新回到瓶子裏去”的一個重要開端。這年夏天，克裏姆林宮同意設置一條與白宮互通電話的“熱線”，以防止未來發生可能會釀成核戰的危機。肯尼迪總統還批準了一項向蘇聯出售價值25，000萬美元的小麥的計劃。
美、蘇冷戰似乎出現了解凍的跡象。然而，雙方在許多問題上仍然矛盾重重，離真正的緩和還遙遙無期。
開拓“新邊疆”
早在1960年競選期間，肯尼迪就提出“新邊疆”政策的改革主張。
在當選總統後，他延攬的100多位全國第一流的專家和政界元老提出了試圖解決各種問題的“新邊疆”政策報告。肯尼迪吸取了這些專家的建議，並經內閣各部反複研究後，於1961年年初向國會提交總統谘文，同時還準備了大約270多項立法要求，從而形成了內容廣泛的新邊疆施政綱領。但是，年輕而又雄心勃勃的總統很快就意識到，在對內立法和改革方麵正如同在對外政策上一樣，他隻能爭取到有限的收獲。南部民主黨人和北部共和黨人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形成的大聯合，多年以來一直在對幾乎所有一切創新性的社會改革加以阻攔，他們對於推動美國走向新的邊疆毫無興趣。盡管肯尼迪不同於他的前任，決心要行使他的總統職權，但他同國會的實際關係卻並不令人樂觀。肯尼迪要求對老年人實行醫療照顧、聯邦援助公立學校教育、建立城市事務部以及加速公共工程的法案，均遭到國會的拒絕。正如著名學者詹姆斯·伯恩斯所言，“新邊疆”的創新是步履蹣跚的。
改革者們批評肯尼迪總統未能充分利用他的聲望以贏得公眾對其政策的支持，又缺乏籠絡國會議員的手腕。他們承認保守派聯盟造成許多困難，但又同時指出肯尼迪在國會兩院均擁有聲勢甚壯的民主黨多數派，他作為民主黨的總統和領袖，隻要略施小計就可以拉過來所需要的兩票，使醫療照顧立法在參議院獲得通過。他們尤其抱怨肯尼迪過於謹慎小心，過於遷就國會的保守勢力。對此，肯尼迪總統認為這種指責低估了他所麵臨的種種障礙，他對越過國會而直接呼籲民眾支持的做法表示懷疑。而且，肯尼迪更認為他取得了“新邊疆”的許多成就。
他已促成國會通過立法，提高了最低工資，放寬了社會保障的範圍，製定了培訓失業工人的計劃，增加了失業補償，撥出了精神病醫療專用款；他還敦促國會批準了《聯邦水汙染防止法》；他在一場頑強的鬥爭中好不容易才獲得勝利，使保守派失去了對眾議院法規委員會的控製，為日後的改革消除了一個巨大障礙。
對於促進經濟複興，肯尼迪雖然最初行動過於謹慎，但終究還是發揮了他的重要影響。他是在一個經濟趨於呆滯的時期上台的。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第四次經濟衰退，有將近7％的勞動者失業。
肯尼迪總統的某些自由派經濟顧問極力主張，通過減稅和擴大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但在國際收支逆差的情況下，肯尼迪擔心大規模開支可能會加快黃金流失，從而增加通貨膨脹的危險。他決定要在“健全財政政策和相對物價穩定”的範圍內反經濟衰退，因而采取了一種較為溫和的方案，即較為寬鬆的信貸、有限度地擴大開支（如逐步增加軍事和公路建設開設等）以及投資許可欠稅。這些措施終於使美國經濟自1961年3月起緩慢回升，到當年10月，工業生產就超過了衰退前的最高點。在年底，肯尼迪不無自豪地宣稱：國家正走在“恢複和發展的康莊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