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隨著危機的蔓延和加深，使更多的企業和銀行破產，“麵包線”更長，而1931～1932年冬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又揭露了銀行界的腐化和違法亂紀。因此，公眾對企業界領袖和政府的信任大大降低。埃德蒙·威爾遜曾在1931年充滿憂慮地寫道：“隨著當前的崩潰，我們已走到了某些事物的盡頭。”大蕭條很可能“絲毫無異於我們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胡佛總統對於大蕭條的嚴重性估計不足。1929年12月他發表聲明說，美國經濟形勢“基本上是好的”。1930年3月他斷言：“失業的最惡劣影響，將在今後60天之內消失。”胡佛認為，當時所出現的乃是一場證券市場恐慌，起因於投機活動而又為恐懼心理所加劇，隻消恢複信心就可重見繁榮。為此，胡佛多次邀請企業界領袖舉行會議，敦促他們維持原有的就業率和工資標準；他一再發表演說，要求全國堅定信心。
鑒於農業長期不景氣導致西部農民日益背離共和黨，胡佛決定實行“穩健的農業救濟政策”。早在1929年6月，國會即通過農產品銷售法，並據此成立了聯邦農業局。該局受權擁有5億美元周轉資金，最初兩年主要從事把主要農產品生產者組成全國性的銷售合作社，並建立公司以便通過大規模的市場活動來穩定、甚至提高農產品價格。這項措施在1931年夏歐洲金融危機發生前有一定的作用。此後，由於國際市場對美國農產品需求銳減，加上其他國家的傾銷政策，國際農產品價格下跌，胡佛政府隻好放棄了這項努力。
從1931年6月起，聯邦農業局又要求農民參加自願減少播種麵積的運動，以控製農業的超需要生產。然而，由於多數農民不願加入，這場運動數月後即告失敗。聯邦農業局本身也在次年夏季停止了活動。
至於胡佛試圖通過提高關稅來解決農業問題的計劃，更因其他國家的報複而夭折。
1931年夏，歐洲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造成新的金融恐慌，一場銀行倒閉台風席卷了先前未曾波及的地區：新英格蘭，南、北卡羅來納，以及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各地。胡佛的最初對策是鼓勵銀行家們建立自己的信貸組織，以互相調節資金的自願方式來防止銀行破產。這種辦法並沒有起什麼作用。考慮到1932年大選即將來臨，胡佛才很不情願地準備采取聯邦直接幹預的政策。1931年12月，胡佛要求國會特許成立複興金融公司。該公司後來成為胡佛反危機的主要手段。它有5億美元資金，並有權借貸免稅證券，其數額可達15億美元。它在全國30個城市設有辦事處，並立即向銀行、鐵路、建築等部門貸款。在公司成立後的頭5個月，它總共貸出10億美元，其中80％落入銀行和鐵路公司手中。這種幹預方法雖然產生了某些積極作用，但是不可能從根本上緩解危機。因為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大金融家、大工業家決不會將貸到的款項用於投資和雇傭更多的工人。
在對待失業問題上，胡佛也抱有對自願原則的不合時宜的信念。
盡管失業問題十分嚴重，胡佛卻執意認為不需要聯邦來救濟，私人慈善團體和地方政府就可應付這類問題。但是，在失業率高達50％甚至80％的情況下，私人慈善機構和市政府根本無力解決這一問題。到1932年春，全國便麵臨著一場救濟危機。紐約市救濟金平均每戶每周為2美元39美分，有25，000個緊急待救戶列在名單上。在芝加哥，家庭拆散，丈夫和妻子分別被送往不同的救濟院。在費城，各種救濟款項均已用完，中斷了對5萬多戶失業者的救濟。但是，胡佛總統仍頑固拒絕支持聯邦直接救濟法案。在他看來，似乎隻要恢複20年代企業機製就夠了。他堅持讓壟斷資本主義製度去自行調整，其結果是生產日益緊縮，失業者日益增多，市場投機活動日益猖獗，社會矛盾日益加劇，政治危機日益加重。
1932年大選
胡佛總統反危機的政策歸於失敗，這就使共和黨人處在了極易受到攻擊的境地。各種跡象顯示出，民主黨將會在1932年大選中獲勝。
這一前景對共和黨人來說是黯淡無光的。胡佛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曾直言不諱地承認，“是全麵繁榮幫我贏得了1928年大選。”接著他又痛心地寫道：“是全麵蕭條成了我1932年競選的大敵。”他完全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