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海軍，但真正大規模地建立現代海軍是在海軍上校艾爾弗雷德·馬漢提出“海上實力論”之後的90年代。馬漢發表了一係列論述海上強權曆史的著作，來闡述“柔弱不足以成事，唯擁有強大海軍者得以承襲全球”的道理。他的著作一時成為美國軍方和政府官員的重要讀物，對於促進美國海軍建設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國海軍1880年時在世界各國海軍中名列第十二位，到1900年擁有了17艘戰鬥艦和6艘裝甲巡洋艦，便一躍上升到第三位。
隨著國力的增強，擴張主義者迫不及待地要通過對外戰爭來完成美國的使命，建立一個幅員廣大的海外帝國。如當時一位美國人所說，“在這個國家裏，熱衷於要與別人打仗的軍人和官吏多得驚人。海軍軍官對戰爭是夢寐以求，他們喋喋不休地談論戰爭，宣傳戰爭。在參議院的辯論中，滿是戰爭迫在眉睫的預言和立即動手備戰的言論。”
在美西戰爭爆發的前夕，有影響的《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極富煽動性的擴張主義文章，它發出的戰爭叫囂讓世人震驚———“有一種新的覺識，即力量的覺識好像已經來到我們身上，而且與之俱來的是一種新的胃口，要想顯示我們力量的企望。……雄心，興趣，對土地的渴望，驕傲，單純的戰鬥快樂，不管可以稱為什麼吧，我們就是受到了一種新的感覺的鼓舞。我們麵臨著一種異樣的命運。人們的心中有了帝國味兒，簡直像是森林中的血腥味兒一般。這意味著要實行某種帝國政策，共和國獲得新生，要躋身於武裝起來的國家之列了。”
“小而輝煌”的美西戰爭
19世紀後半期，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統治搖搖欲墜。古巴人民爆發過多次反叛和一場“10年戰爭”（1868～1878年），慘遭西班牙當局的血腥鎮壓。但是古巴人民並沒有屈服，新的起義又在醞釀之中。1894年，美國通過的關稅法對蔗糖和煙草征收高額關稅，使古巴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蔗糖業損失尤其慘重，蔗糖的售價在1884年時為每磅8美分，到1895年降為每磅2美分。而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古巴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也有增無減。1895年2月，古巴人民再次舉起義旗，展開了新的更大規模的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起義者襲擊製糖廠，破壞種植園，剝奪西班牙人的財產，使他們聞風喪膽。對此，西班牙當局奉行殘酷鎮壓的政策，無數起義者倒在血泊之中，幾十萬人被驅離家園，投入四周布滿鐵絲網的集中營，由西班牙軍隊嚴密看守。由於食物缺乏、衛生狀況惡劣，被監禁者的生命毫無保障，兩年內死亡人數超過20萬，即約占古巴總人口的1／8。
古巴起義者遭受的苦難令世人震驚，引起了酷愛自由的美國人民的深切同情。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則力圖借此機會，進一步染指古巴。
其中，以報業巨頭威廉·赫斯特的《紐約日報》和約瑟夫·普利策的《紐約世界報》等所謂“黃色報紙”為美國卷入古巴事務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紐約日報》和《紐約世界報》當時正為了發行量進行激烈的競爭，以它們為首的紐約新聞界派遣一個由記者和畫家組成的通訊社采訪古巴衝突，給各家報紙提供了人們感興趣的生動的報導和圖片。他們大事渲染西班牙人的野蠻暴行，從而在美國國內造成了一種強烈要求同西班人作戰的輿論。在這種鼓動之下，美國公眾紛紛發表意見，要求為了“人道”而出兵幹預。
但是，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黃色報紙的宣傳，而是美國政府中為壟斷資本服務的外交決策人員。19世紀末美國在古巴糖業和礦業部門有5，000萬美元的投資；1893年，它和古巴的貿易額突破1億美元，許多商業和航運業利益集團都有賴於這一貿易。由於內亂，古巴蔗糖業受到嚴重破壞，這就特別引起那些利益集團的不安。用美國駐西班牙公使的話說，“古巴的蔗糖對我國人民生死攸關，恰像是印度和埃及的小麥和棉花對於大不列顛一樣。”
克利夫蘭任總統期間，最初他不同意對古巴進行幹預。他發表了一份中立文告，宣布在古巴存在起義狀態，但不承認起義者的交戰國地位。他向西班牙表示，美國政府願意從中斡旋以解決在那裏的流血衝突。可是到了1896年底，克利夫蘭的態度有所變化。他在致國會的最後一份年度谘文中對西班牙提出警告說，如果戰事繼續下去並且每況愈下，變成一場毫無希望的鬥爭，美國就要進行幹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