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秘密的談判，英國同意把它和委內瑞拉的邊界爭端提交仲裁法庭。根據1899年10月仲裁法庭在巴黎作出的最後裁決，委內瑞拉在領土上得到了一定的滿足，即得到了奧裏諾科河河口及其三角洲地帶，大部分爭議地區劃給了英屬圭亞那，而美國也為此做出較大的讓步。但是，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的不是委內瑞拉在邊界爭端方麵的得失，而是解決這場糾紛的方式，即英國最終改變態度，接受仲裁以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事實上等於英國承認了美國在拉美事務中的特殊地位，默認了門羅主義的原則。在這場較量後，英國逐漸退縮，美國則逐漸在拉丁美洲占了上風。
“新天定命運”論粉墨登場
到19世紀90年代，一股新的擴張主義思潮在美國泛濫起來。同19世紀40年代喧囂一時的擴張思潮不同，這次擴張思潮著眼於海外擴張，在美國曆史上人們把它稱為“新天定命運”論。提倡海外擴張政策的人們斷言，既然整個大陸業已征服完畢，如今無可躲避的天命就是合眾國已成為世界性的強國了，“美國人現在不管願意與否都必須開始向外看。”“新天定命運”論的鼓吹者人數眾多，其中有政客、軍官，有商人，也不乏學術界的一些知名學者。他們宣揚的思想十分駁雜，主要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優越論、邊疆學說、海上實力論等等。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創立者是19世紀後期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斯賓塞。他試圖用達爾文關於生物進化的學說去解釋人類社會，認為在人類社會內部不同集團、不同種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無情的“生存鬥爭”，其結果也必然是“適者生存”。他的思想傳入美國後，經過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宣揚，一時成為影響最大的社會思潮。
1885年，哈佛大學出身的曆史學教授約翰·菲斯克在題為《天定命運》的一篇論文和一係列講演中竭力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聲稱：“經過自然選擇，美國已經成為優勝的國家，已經表明適於生存的美國人自然地合乎邏輯地應統治弱者，即不適於生存的人。”
著名牧師、美國福音派教會聯盟總幹事喬賽亞·斯特朗也是一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積極鼓吹者。1885年他出版了一本暢銷書《我們的國家》，宣揚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是“優秀種族”，具有先進文明，肩負使世界“基督教化”的神聖使命。他認為19世紀末期對美國的重要性僅次於基督的誕生。美國應該趁這一機會“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擴張，向海上群島擴張，向非洲和非洲以遠的地區擴張。”斯特朗斷言，在世界“基督教化”後，“商業將追隨著傳教士而來，從而美國可獲得巨大的海外市場，一舉解決美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伯哲士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科學和比較憲法》一書中，認為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隻有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具有可以統治世界的能力。因此，這些民族注定應該向全世界發展，傳播政治文明。
種族主義的“新天定命運”觀，無疑為美國對外擴張提供了有用的理論依據。
以《邊疆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享譽史壇的年輕曆史學家弗雷德裏克·特納則從“邊疆”的視角，論證美國向外擴張的重要性。他在1893年指出，國內邊疆既然已不複存在，從而宣告“美國曆史的第一階段已經結束”，美國曆史新的一頁應該是向海外擴張，尋求海外邊疆，這是美國西進運動的必然結果。與此同時，曆史學家布魯克斯·亞當斯在《文明與衰退的規律》一書中，力圖闡明曆史上偉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方式建立的。到19世紀末，世界文明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美國應抓住時機向外擴張，以建立自己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優勢。特納和亞當斯的觀點對西奧多·羅斯福和亨利·洛奇等擴張主義政治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洛奇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繪了美國對外擴張的宏偉藍圖，他說；“從格蘭德河到北冰洋應當隻有一麵國旗和一個國家。為了我們的商業利益……我們應當修築尼加拉瓜運河，而為了保護該運河以及為了取得我們在太平洋的商業優勢，我們就應控製夏威夷群島，並保持我們在薩摩亞群島的勢力。英國已經在西印度群島把很多地方裝備得十分堅強，成為對我們大西洋沿岸地區的一種常在的威脅。我們在該群島應當至少有一處堅強的海軍站，而且，尼加拉瓜運河修成以後……古巴島……就將成為必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