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名財政大臣染上了傷寒，走不動路，兩個土耳其士兵蠻橫的架著他出來。那名大臣站不起來，隻好抱著腦袋坐在泥地裏，“砰地”一聲就給一槍打死了。
海明威的報道感情強烈，有股震懾人心的力量。他在報道完這一事件之後，在末尾處又加上一筆：“有一個被處決的人高高舉起一個小小的耶穌受難像。”
當海明威和同事們說起這些事情的事情，又變得十分超然：“今天看到一個焚燒的村莊，我就拍了幾張極為精彩的照片。那場景十分壯觀，就像踢翻了一個螞蟻窩。難民的慘狀簡直就像是地獄。在這個國家真能看到一些可怕的事。”
海明威在君士坦丁堡得了瘧疾，10月18日即在他寫的有關難民問題在多倫多發表的前兩天，海明威離開色雷斯，精疲力盡地回到巴黎，他病倒了，身上長滿虱子，不得不剃了個光頭。
海明威累得筋疲力盡，不得不靜下心來用心的調養幾天，於11月22日趕到洛桑，當時洛桑會議已召開兩天，這次會議是批準承認土耳其的勝利成果，主要成就是重新確定土耳其邊界，分配奧托曼公債，交換人質，希臘的戰爭賠償。
參加洛桑會議的代表來自英國、法國、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海明威在會議尚未有任何結果前就不再參加那些記者招待會了，他集中精力采訪各國領導人。
在他的文章裏描述了墨索裏尼、英國外相寇鬆、蘇聯外交部長契切林、土耳其將軍伊斯梅爾·帕夏。洛桑會議一結束，海明威就寫了一首詩，題為《他們都在談和平——什麼樣的和平？），對國際外交界的道德敗壞進行諷刺：
寇鬆爵士愛孩子
契切林愛孩子
穆斯塔法·凱末爾
也愛孩子
30年代的歐洲戰禍迭起，風雲多變。他因工作需要到了德國，戰後的德國正在經受著急劇的通貨膨脹的威脅。
在德國，十億馬克買不到一個麵包，流通貨幣每小時都在貶值。失業以及對法國這樣的戰勝國的仇恨像癌症一般摧毀著這個國家的國民精神。
德國人民搖擺於共產主義和希特勒瘋狂的法西斯主義之間，軟弱和虛幻的魏瑪民主政體則還想維護自由的價值。
有時工作不需要他趕到某個指定的地方，他就帶著妻子去瑞士，去米蘭，去奧斯塔，去裏維埃那盡情遊玩。
當然海明威去得最多的地方還是西班牙，那個地方就像一塊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她像個輕桃的姑娘，激起的感情和冒險千變萬化，難以言傳。
哪裏有行動，哪裏就有記者海明威。他天真地訪問了科隆大教堂，從塔樓上俯視城市廣場上的一場暴亂。
海明威在給《多倫多明星日報》的稿件裏寫道：“科隆的烏合之眾，企圖拆除前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巨大雕像。這場騷動以革命始，以小規模的暴亂而告終。”
在萊茵河上，他看到了憤怒的人群同警察搏鬥。三個警察被從橋上拋到渾濁的河水裏。第四個抓住橋欄杆，兩隻腳吊在半空中，活象一個怪模怪樣的木偶。
一個對手抓起一把斧頭對準這個警察的雙手猛劈下去。隻聽見一聲慘叫，他便跌進了急流之中，立刻衝得看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野蠻？”
“因為從前德國在戰爭的災難中從沒有吃過敗仗。”
海明威問道，然後他又自我嘲諷的如是回答。
將近5年時間，海明威代表《多倫多明星日報》經曆了歐洲的許多地方，參加了各種政治會議和經濟會議，會見過不少政界要人。
海明威直接與政治家交住，並參與了一些曆史事件，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他對被流放的俄國人深表同情，還同情被壓迫的希臘人、慘遭暴亂的德國人和生活在法西斯機槍下的意大利人。
在《我們的時代裏》中海明威對戰爭和動亂的受害者充滿同情，而對國王、將軍和外交家卻含沙射影，大加譴責。
海明威既注意看，又注意聽，就是不引用政治理論。他也無意裝成能預卜吉凶的先知，所以他的觀察特別準確。
海明威作為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樹立了自己的聲譽之後，便設法采寫獨家報道的內幕新聞。他會見了法國總理克列孟梭，此人當時可說是對於意大利和德國的沙文主義和極端主義咆哮不已的猛虎。
海明威寫了一篇很有見地和激情的文章。但是《多倫多明星日報》拒絕刊登這篇訪問記，海明威很想立即辭職。
隻是因為考慮到每星期的工資，他才暫且作罷。他向那位法國政治家道歉，回來卻向哈德莉發泄怨氣。這件事埋下了他對新聞報道工作感到失望的種子，後來終於使他離開報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