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他內心，對於李秀成進京極為擔憂。曾國藩心裏清楚，一旦獻俘到京城，他們兄弟二人欺瞞朝廷，以及湘軍的一些內幕，如曾國荃洗劫天京中飽私囊的真相等，便都會曝光，難免會落個欺君之罪；而且李秀成一旦進京，既是這麼多年的死敵，誰知道他抱的什麼心？如果他用計想要離間朝廷與曾國藩和湘軍的關係，在當前這樣一個本來他們兄弟和湘軍就頗受朝廷注目、防之不及的時刻，哪怕是無中生有、信口胡說，也會被朝廷當成真事來對待，一不小心，“莫須有”的罪名忽然降到自己頭上也未可知，而這樣的罪名很可能就是滿門抄斬、毀家滅族的大罪！
這樣的風險，曾國藩是絕不會冒的。為了免除這樣的危險，他必須早作處理，防患於未然，盡早殺掉李秀成，才能心安。
3.懂得示弱，才能遠離是非的旋渦
打下天京後，曾國藩的權勢達到了頂峰，湘軍也從朝廷的依靠成了朝廷的眼中釘。雖然表麵上風光無限，實際上卻是危險重重。
曾國藩仔細權衡之後，明白自己和湘軍的處境相當危險，要想遠離是非、避開禍患，全麵自保，唯有低調，示弱，自剪羽翼，明明白白地告訴朝廷，自己和湘軍的效忠之心，才能完全消除清政府的擔憂，從而平安度過危機，得以善終。所以，曾國藩不顧湘軍將領和眾多親信的反對，主動請奏，裁撤湘軍！
要說清政府如臨大敵一般地防範曾國藩和他的湘軍集團，也正當不過，而且作為統治者來說，也是相當必要的。因為當時曾國藩和他領導下的湘軍的勢力強大得足以讓任何人咋舌，甚至說曠古絕今也不為過。
當時湘軍已經發展至三十多萬人，和朝廷主力綠營兵的數量旗鼓相當，“三千裏長江上下，無一船不掛曾字旗”。但如果論戰鬥力，則遠勝於綠營。雖然這些軍隊並不全由曾國藩指揮，有的由左宗棠指揮，有的由李鴻章指揮，但左宗棠雖與曾國藩不和，卻有舊誼，李鴻章更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這兩支軍隊也並不完全聽命於朝廷。曾國藩作為湘軍的精神領袖，振臂一呼，誰能保證左、李會不響應？
在政治上，攬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眾多督撫，也大多出自湘軍係，湘軍集團勢力之廣、人數之多、權勢之大，放眼當世都無可匹敵者。
根據當時的記載，同治三年時，湘軍集團有二十三人擔任督撫大帥，其中總督級別有曾國藩、左宗棠、劉長佑、毛鴻賓、駱秉章、楊載福等六人，而巡撫級別多達八人。在整個清政府版圖上，包括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陝西、山東和直隸等多個省份都被湘軍集團控製，由他們的人擔任著省內重要領導職務。當時清政府還沒有在東北、青海、西藏和新疆設立省，所以全國隻有十八個省，而這十八省中有十三省是被湘軍係的人控製。
試想一下，以曾國藩和湘軍如此之大的勢力，如果要逆勢而起，反戈一擊，清政府無疑毫無抵抗之力，立時就會瓦解。對於身邊雄踞著如此強大的一頭雄獅，哪一個統治者敢掉以輕心呢？所以清政府是必先除之而後快的。不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采取什麼樣的手段，不把這頭雄獅打得趴下，是不可能罷休的。
曾國藩要想躲過這一難，隻有兩個選擇：一、一口吞掉朝廷，獨霸天下，就不用擔心有人時時刻刻要除掉他了；二、讓自己順從、弱小起來，不讓朝廷覺得自己是一個強大的威脅，從而放鬆戒心，能保自己安全。
想來想去，權衡來權衡去，曾國藩選擇了後者。
曾國藩早就明白：“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於是他大刀闊斧地采用了三大措施：裁軍、停餉、辭官，以自剪羽翼，削弱自己，遠權避禍。
打敗太平軍後不久，曾國藩在天京就寫好奏折，主動申請“定議裁撤湘軍”。曾國藩說：“臣統領湘軍太多，即撥裁撤三四萬人，以節開支。”湘軍號稱三十萬，其實曾國藩能調動的隻有十二萬。其中曾國荃、彭玉麟、鮑超等部是忠於他的。除去左宗棠屬下的四萬人和沈葆楨屬下的三萬餘人外，隻有其弟曾國荃屬下的五萬人掌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