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種越是困境之中越是砥礪自強、發憤努力的倔強性格，不僅表現在他自己的人生境遇中，更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未來的處理上。
毋庸諱言，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國家和民族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之時。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政府第一次受到自己版圖以外的強烈衝擊，天朝上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敗給了名不見經傳的“島夷”英國。接著就劃分通商口岸，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所有的恥辱一下子全降在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清王朝頭上。
政治腐敗，內外交逼之下，民不聊生，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的起義風起雲湧，使大清國這艘舊船飄搖不定。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更把它推到了覆亡邊緣……這是清王朝所麵臨的空前困局。在這樣的困境之中，作為一個心懷“澄清海內之誌”、憂國憂民的國家棟梁，曾國藩自然而然把他自己這套自立、自強的應對困境的方法和經驗施展出來，應對國家和民族的危難。
1840年，外國列強靠洋槍洋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但同時也為中國近代有識之士洞開了一扇強兵富國的大門。曾國藩作為當時最具遠見卓識的人物很早就看到了先進的技術和武器的重要性。
其實湘軍的對手太平軍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鹹豐三年，太平軍就已經與洋人聯係，購置了大量新式武器。特別是年輕的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都以務實的態度與洋人加強交往。忠王李秀成手下有近百個洋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後來寫成《太天國親曆記》的呤唎，他專門從事為太平軍采購武器的事務，後來還以一艘非常先進、火力很強的戰艦“飛去歸來號”為核心組建了太平軍艦隊，對湘軍水師構成了很大威脅。
這讓曾國藩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先進的戰艦對海軍來說必不可少，也是能否戰勝太平軍的關鍵。除了向洋人購買先進的武器之外，曾國藩還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籌劃自己生產先進的武器。
在鹹豐十一年秋，湘軍攻下安慶。三個月後，同治元年，曾國藩就在安慶設立軍械所，這是近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第一次嚐試。
曾國藩將注意力放在了製造輪船上麵。當安慶軍械所剛一創辦，他就任命幕客徐壽、華蘅芳試造輪船。當徐、華終造出一艘還不怎麼完整的輪船“黃鵠號”時，曾國藩欣喜異常，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主，彼不能傲我有所不知矣！”
後來，他又大膽任命留美博士容閎負責購買機器，設立上海機器局。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李鴻章、左宗棠、沈葆禎等人加入了興辦洋務的行列，洋務運動開始了。雖然它並未從根本上扭轉中國內憂外患的危局，但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中國開始了近代化的艱難之旅。
所以容閎後來說：“自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千百萬現金，專儲此廠，鳩工製造，冀其為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
除了製造局，曾國藩還設立了翻譯局、同文館、科技局，大量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以使積弱積貧的中國能迅速振興。曾國藩為了學習外國先進技術，還專門聘請外國工程師和工匠指導中國人，又派專人編譯圖書，翻譯有關製浩機械船炮的外文書。
同時，為了更好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他力倡派遣留學生出國，首開中國留學之風潮。後來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很多風雲人物都是留學歸來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