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易經》上有這樣一句話：“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意思是說，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因為很多事情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各個方麵的因素都非常好時，才能真正成功。
很多時候，即便身懷絕技異才，也不要輕易顯露，甚至要把自己的才能藏起來，才能真正把事情辦成。曾國藩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的一生做任何事情都相當謹慎和穩慎，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是不會輕易出手的。因為那樣隻會給自己帶來不利的影響。
鹹豐三年，曾國藩初建湘軍時，他很有野心，根本沒想過隻是帶一些鄉兵團勇，隻限於保衛鄉梓，就想為國為家練出一支強大的勁旅。
所以，初到衡州，他就招募了一萬多人。他把自己練勇萬人的情況告訴了自己信任的老鄉江忠源。這將是自己一招製勝、一雪長沙之辱的本錢。但江忠源並不知道曾國藩“藏器於身”的本意，為了向皇上說明剿滅太平軍大有希望，不知深淺地立即向清廷據實上奏，以證明還有比綠營更可靠的軍隊，結果湘軍剛剛練成，船炮未齊，兵馬未全，就被皇帝多次下旨，征調出征。
這個時候，正是湘軍最脆弱的時候，一不小心，就極有可能全軍覆沒，所有心血毀滅殆盡，絕不可輕舉妄動。曾國藩不得不冒著丟官甚至丟命的危險，三次抗旨，不肯成行。結果江忠源守廬州隻等到一千新勇援救，在太平軍強攻下兵敗自殺。曾國藩的老師吳文鎔也因曾國藩未及時救援而戰死沙場。
也許從私人情感上來說，曾國藩此舉過於絕情，但如果從後麵的湘軍的發展和剿滅太平軍的功績來說，曾國藩當時抗旨不遵無疑是對的。當時湘勇水陸兩軍加一起隻有一萬餘人，以這初初練成之一萬多人與當時太平天國的百萬雄師相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湘軍必然全軍覆沒。
這不僅於曾國藩不利，於湘軍不利，更於朝廷不利，於國家不利。因為如果這支軍隊也被太平軍滅亡的話，那麼太平軍勢必長驅直入，直搗京城，那麼國破家亡，也就在所難免。與其最終導致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麵，倒不如先穩住這支軍隊，保護這顆火種，待時機成熟，再行出師，打退頑敵。
俗話說，“聰明外露者德淺，詞華太盛者福薄”，這件事之後，曾國藩更加謹慎小心，更加深藏不露，從不輕易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和計劃，因而讓很多人覺得他城府太深，高深莫測，甚至有很多人極不喜歡他的這種性格。
像左宗棠，原本就是個鋒芒畢露、爽烈非常的人，所以與曾國藩這般城府深藏的人，總是格格不入。但事實證明，恰恰是曾國藩這種有城府、有機心、穩慎小心、深藏不露、藏器於身的人，更容易成就大事，更容易避開險難，平穩越過所有的險灘和急流。
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就是要學會審時度勢，學會衡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時機不對，就要學會藏器，找準時機再出手，才能有最多的勝算。如果自不量力，蠻幹妄行，必然會招致厄難，讓自己陷入險境，這是一向穩慎的曾國藩所不能允許的。
所以，他做事一向以穩為主，鋒芒少而猶豫多，以至於被周騰虎和李鴻章說成“懦緩”。周騰虎說曾國藩“懦緩不及事”。
有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曾國藩病在“懦緩”，即膽子小、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曾國藩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這個毛病，他說“少荃論餘之短處，總是懦緩”。他對周李二人的判斷是首肯的，說“餘亦深以舒緩自愧”，“駑緩多病，百無一成”。這其實是很多儒士的通病，他們就喜歡辦事厚積薄發，後發製人，反對激進，崇尚穩慎。
曾國藩用兵，就以穩慎為重，極力反對“浪戰”，也就是輕率作戰，不審時度勢，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不管大小，不知敵我不明情勢，見仗就打，就是浪戰。唐代杜牧在《罪言》裏說：“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這也是他的經驗總結。
湖口之役中，曾國藩部輕率冒進，水師輕便戰船孤軍深入鄱陽湖，與江內大船相分離。石達開命令將湖口牢牢關鎖，使湘軍水師內外的聯係中斷，繼而用小劃船圍攻大船，使湘軍大敗，曾國藩座船被圍攻，他身邊的幾個幕僚被殺，幸好羅澤南來救，才匆忙逃至羅澤南營中避難，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家書、奏章等文案全被繳獲。這一戰，兵亡將潰，水師盡覆，座船被俘，船沒糧失，損失慘重，對曾國藩的觸動極大。此戰之後，曾國藩尤其反對浪戰。
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因為這種“浪戰”，根本就沒有把握。曾國藩指出：“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而且不管是輸是贏，浪戰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士卒不僅會因浪戰而疲困，而且小戰打得太多，拖得兵卒俱疲，影響全軍的鬥誌。與其天天小戰，不如堅而守之，蓄積鬥誌，看準時機出戰，才可一戰而勝。所以，他要求兵卒養足精力，看準時機，待機而動，才能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