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天下為籠，雀無可逃
我們常常會欽羨曆史拐角處那些關鍵人物的好運氣，因為他們不管遭遇多大的險難，發生多大的災禍，即便是在千鈞一發、生死攸關的時刻，也總會有人及時上前，施以援手，奮力搭救，讓他們擺脫險境，脫離困厄，讓他們總能在山窮水盡之時、窮途末路之後，依然可以昂然奮進，再寫傳奇。
然而，真的是上天特意眷顧、好運特別照拂嗎？非也！說到底，不過是他們身邊有著大量的人才，既忠心耿耿，又奇技在身，這些人才隨時隨地都在他們身邊，當他們迷茫失措時就為他們指點迷津，在他們身處困境時就為其奉獻奇策妙計，在他們危險萬端時也會奮不顧身飛身營救，有這樣的一群人才在身邊，他們當然會逢險即避，遇難成祥，不管任何艱難險阻，無論一切危途困境，對於他們來說，都能輕鬆越過。
這就是人才的作用。
古來成大事者，無一不是極為重視人才、四處招攬人才、善於運用人才的高人。比如那個流傳千古的孟嚐君，正是因為有賓客三千，才能在生死關頭從容出逃，善於用人者，雞鳴狗盜之輩，也能將其變為翻越險難的英雄。
曾國藩也是一樣，他能一次又一次擺脫困頓，扭轉危局，也是全賴於他善於招攬人才、善於鑒識人才，而且知人善用，用人所長，使他的周圍集中了各種各樣的人才，智謀、文章、兵學、法學、武器、船舶，甚至武功高強的俠客……這強大的“人才庫”正是曾國藩擺脫困頓、扭轉危局最強大的武器。曾國藩每到山窮水盡之時，都是親信隨從為其指點迷津，助其渡過難關，擺脫困頓，並最終成就了他的不世奇功。
為什麼曾國藩能有如此強大的“人才庫”？這正是他重視人才、四處延攬人才的結果。
曾國藩初創湘軍時，正是最需要大量人才的時候，但從哪裏得到這些人才呢？曾國藩的觀點是從天下找，他引用莊子的一句話，“以天下為籠，雀無可逃”，就是要把天下作為自己網羅人才的範圍，而不是局限在自己周圍的親戚朋友或是沾親帶故的一些人身上。
所以，他的人才來源非常廣泛，不獨一地一處之人。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而言，在薛福成所提到的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自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
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事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
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保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如吳汝綸，原本是京官，曾國藩認為他於古文一學將大有成就，因而勸其放棄京官，專心學問，因而他入幕後，不做任何實務，隻是一心讀書，後果然成為一代古文學家。
曾國藩在求才時，可謂千方百計，隻為才許，什麼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或求人推薦，反正是隻要哪種方法管用，就用哪種方法來招攬人才。
一是以情相邀。如對劉蓉、郭嵩燾即是如此。劉蓉、郭嵩燾與曾國藩不僅有同鄉摯友之誼，還有三拜結義之兄弟情分，因而，他們三個人是感情最為真摯、情誼至為深遠之人。而且劉蓉和郭嵩燾都有大才，正是曾國藩做大事的股肱人才，故而曾國藩用盡方法，把他們攬在身邊。
曾國藩寫信力邀劉蓉入幕，信中詼諧地說：“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燾）深藏樟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獨得容其晏然乎？”當時劉蓉已在湘鄉與羅澤南等練湘勇，並卓有成效，隻有郭嵩燾冷眼相觀。所以曾國藩說不能讓郭獨自晏然。劉蓉即赴曾國藩幕，郭嵩燾也隨即來到。曾國藩等於為自己找到了左膀右臂。
二是悉心訪求。曾國藩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辦團練之始，發布《招某紳耆書》：
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會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可以克服呢？
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照樣以招賢納士為要，他發布的“告示”中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
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量才錄用，如有舉薦賢才奇人，除賞賜銀錢外，酌量褒獎。
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