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羽翼未豐時，切不可輕舉妄動，更不可炫耀張揚，而應當謹慎小心，仔細權衡，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不做無謂的犧牲。
曾國藩非常明白這個道理，他曾經說過：“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所以，當自己羽翼未豐時，他寧願抗旨與皇帝抗爭，寧願背負見死不救的罵名，也絕不做以卵擊石的無謂犧牲。
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如狂風般進攻湖北。太平軍連克數城，進至蘄州、黃州一帶，武漢危急，鹹豐皇帝坐立不安，聽說曾國藩已經練成水陸兩師，於是緊急下旨讓曾國藩率領湘軍炮船前去支援。
但曾國藩沒有頭腦發熱，更沒有被這個看似難得的機遇衝昏了頭腦，更沒有貪圖美名，輕率冒進。他仔細分析了戰局，決定上疏陳情，拒絕出征。
因為太平軍不僅兵多將廣，而且訓練有素，加之正是氣勢如虹、難擋其鋒的時候，以自己這剛剛練成的一萬多人去與號稱百萬之眾的太平軍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尋死路，絕無勝之可能。
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戰的水勇，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
於是上書給皇帝：“此次募勇成軍以出”，“船炮未備、兵勇不齊”，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
但局勢實在危急。1853年底，太平軍打到了安徽廬州（現安徽合肥市），清軍潰不成軍；轉年二月，黃州的清兵大營被土氣高昂的太平軍攻破，皇帝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催促曾國藩速赴救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可見鹹豐皇帝是真的急於讓曾國藩出征以解燃眉之急，連這樣的激將法都使出來了，但曾國藩並未為其所動，接到諭旨後，仍然拒絕出征。他在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禦的建議，並說湖北黃州有太平軍，援兵無法很快到達安徽境內。認為廬州確實為燃眉之急，但論天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如果能夠保住武昌，就可以控製金陵上遊，鞏固荊襄門戶，溝通廣東、廣西和四川的餉道。
所以，目前應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陸並進，以追為堵，不使太平軍的船隊駛回武昌。最後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淺薄，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並進一步傾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隻有痛哭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
鹹豐皇帝看了奏折，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朱批”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終於可以保存實力，不必以卵擊石，做無謂的犧牲了。皇帝的激勵和理解也使他更加致力於湘軍的強大，勤練水師，以求盡快赴戰場與賊逆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