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三四月間，業已攻占了安慶的湘軍，夾江而下，連克數城。剛剛獲得浙江按察使銜的曾國荃率部渡過長江，於五月初進抵周村，距金陵隻四十裏。太平軍在天京遊擊，可說已是兵敗如山倒。曾國藩接到這一連串戰報，又喜又懼，連連寫信給曾貞幹說：“沅弟進兵，究嫌太速。餘深以為慮。”又對曾國荃說：“弟此次進兵太快，不特餘不放心，外間亦人人代為危慮。”
曾國藩認為世事變幻莫測，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使事業陷入困境，隻有穩慎之人才能防微杜漸，化險為夷。而要做到穩慎，必須有耐性，戒驕躁，時刻如履薄冰。
曾國荃後來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軍。在雨花台立定了腳跟，並且已經合圍金陵，眼看金陵不日即破，但曾國藩還是很擔心這位急功冒進的弟弟蠻幹。於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
一個多月後，曾國荃就帶領湘軍攻破金陵。曾國藩的這些叮嚀，不過是針對曾國荃急功貪利的特別告誡，但同時也說明，曾國藩時時都特別重視“穩慎”二字。他對於穩慎之人，也極為看重。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世界之事風雲變幻，處處藏著危機，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絕境，而凡事求穩慎則可以使人穩打穩紮，少犯錯誤，更能脫出困境。因此，曾國藩最重穩慎，認為凡事不可過急，“當安詳和緩以處之”。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對於“兵貴神速”、“先發製人”的戰術，曾國藩並不以為然，反倒對深溝高壘、以期長遠的後發製人術，推崇有加。他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麼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因而對安詳和緩之人、穩慎從容之事，尤為讚同。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
當初他在家守母孝時，張亮基、郭嵩燾、郭昆燾、胡林翼都力勸他出山，應皇命辦團練，但曾國藩左右躊躇，思慮再三，還是具疏力辭，不願出山。也正是出於“穩慎”。因為他覺得自己出山準備不充分，自己一介書生，對於兵法戰事，也不甚了了，出山帶兵，並無十分的把握，所以一直力辭。他對出山的各種擔心，可以從鹹豐二年十一月，他寫給劉蓉的信中看出來，遲遲不赴團練局的真正原因：
國藩之所以遲遲赴局暗諸君子之後者，蓋自七月二十五聞訃，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釋縞素而更墨絰！若遽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絰，顯幹大戾。且局中要務，不外訓練武藝，催收捐項二端。國藩於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辨。而側聞石樵先生之膽勇，及左右與羅山、趙、康、王、易諸君子之講求切實，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於催促捐項，無論斬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門，即使冒爾從事，而國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實之家，其稍有資力者，大抵聞名而不識麵，一旦往而勸捐，人將有敬而遠之之意，蓋亦無當於事理。是以再四躊躇，遲遲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