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之戰，為出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太平軍遭到前所未有的慘敗，清廷特別強調這一勝利的影響：“自粵逆稱亂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殺賊之誌矣。”憤走衡州募兵練勇，也成為曾國藩後半生事業的真正起點。
“在忍耐中等待機會”是一句最能體現曾國藩心境的箴言。當處境牽製重重、內外交困、險惡難當時，唯有忍耐，唯有蟄伏，唯有忍氣吞聲、忍辱負重、自勵自強、積蓄力量、壯大自己，並等待和尋找一個最佳的出擊機會，才能讓自己跳出困境，贏得最終的勝利。
其實不僅僅是在長沙受辱之後，曾國藩耐住了困頓，並以強大的耐心和韌勁擺脫了困境，迎來了曙光。在他遭遇到很多困境時，之所以能夠不被困住，其實都是他堅忍、耐煩的結果。
靖港之敗的消息在長沙傳開後，人言籍籍，紛紛指責曾國藩無能。布政使徐有壬尤驚恐萬狀，繞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與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給巡撫駱秉章發文，請求彈劾曾國藩，並且罷遣湘勇。隻因駱秉章認為此舉不妥，才罷了此議。本來，曾國藩辦團出征，因觸犯了某些官僚的尊嚴和權益，常遭譏諷，他在家信中訴苦說：“今年（指鹹豐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仆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自靖港之敗後，“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朝野唾罵，“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至交好友，也不得不避嫌而遠。他邀請郭嵩燾專辦湖南不久亦設辭歸捐輸，郭嵩燾“引嫌避怨”，不肯與他共事；他勉強邀請劉蓉來省，劉蓉不久亦設辭歸去。他寫信給諸弟說：“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元度）外，諸事皆兄一人經手，無人肯相助者。”他的蕭條孤苦可謂至極。但他沒有倒下，以越拔脫俗的忍功，硬生生把這些扛了下來。
三河慘敗，使湘軍中被譽為“所向無敵，立於不敗之地”的李續賓部六千多人全部被殲，弟弟曾國華也死於此役。胡林翼哀歎道：“三河潰敗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曾國藩更是日夜憂傷，傷心不已。不久軍營又染上瘟疫，“行軍數日，長夫病困，鍋、帳、彈藥、沿途拋棄”，大大減弱了江西省內湘軍的戰鬥力；他自己“因久住建昌，無所作為，欲拔赴湖口，又恐閩賊來竄撫、建，進退兩難，寸心終日紛擾”，加之江西官場傾軋，也使他“公憤私戚，意緒瞀亂”。凡此種種，使曾國藩異常鬱悶。但是，曾國藩仍然是鎮定的，頭腦是清醒的，他堅持著，忍耐著。
還有蟄伏老家的孤苦無依之時，追剿撚軍無功而返的落落寡歡之時，天津教案之後的輿論滔滔之時，他都是以忍耐為法寶，憑忍耐而熬過那些困境的。
俗話說得好：忍得一時之氣，可免百日之災。儒家與道家雖然“道不同”，但是在“忍耐”這個問題上，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孔子以為“小不忍則亂大謀”，道家則認為，忍耐是使自身遠離災禍的法寶之一。集儒家的深邃與道家的機敏於一身的曾國藩認為，忍耐是讓自己仕途通暢、青雲直上的法寶。
曾國藩一生，順境時少，逆境時多，來自官場內部的忌刻、疑謗與攻擊，多於來自大敵太平天國軍的真槍實彈。他的幕僚趙烈文總結說：“（曾國藩）曆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因為與官場作戰自是與太平軍作戰不一樣，不是直來直去，真刀真槍，而是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忍耐，需要堅守。這使他養成了一種“忍”字當頭的性格和韌性戰鬥的精神。許多方正之士都被這些所謂的“世俗文法”磨得一事無成，困在傳統和世俗之中，無力自拔。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在與世界的一次次衝突中斬關奪隘，終於伸縮如意，本領大長，這與他能屈能伸、堅忍耐煩密不可分。總結生平，曾國藩多次說挫折是他長進的動力，因此鼓勵他弟弟在挫折之際咬緊牙關，不屈不撓，化被動為主動，以擴展心胸、增長本領，擊退所有的挫折，擺脫一切困境。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在當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遇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誠為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