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一直在耐煩二字上下功夫，凡事都告誡自己要耐得住煩，要守得住心，要忍得下性子，控製自己，強迫自己，認真、仔細、穩重地處理一切事情。不但當官要耐煩，做人、做事、處世、修身、學習、練字……做任何事都要耐煩。耐得煩，才能忍得住，忍得住才能守住心，守住心才能靜下心，靜下心才能把一切事情都處理得妥當服帖，恰到好處，才能讓自己輕鬆脫困，變逆為順。
3.胸懷都是委屈撐大的，受得了辱才解得了困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練兵統兵，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練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勁旅，最終戰勝十倍、百倍於己的太平軍，立下千古奇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那種能屈能忍辱的負重精神。
早在練勇之初，長沙官場上的各種排擠和侮辱，就足以將他打得趴下，站不起來，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國藩並沒有被擊倒，而是忍辱負重、忍氣吞聲，以堅強的意誌堅持了下來，最終練成一支威名赫赫的湘軍。
曾國藩練勇之初，其實就沒有想過要帶一支“團練”，一支啥也不會隻會打架的“鄉兵”，他一開始一心想的就是要帶出一支強悍的“新軍”，一支勁旅，絕不是隻會守守家園的“團丁”。在給當時的巡撫張亮基的信中他直截了當地說：“唯團練終成虛語，毫無實裨，萬一土匪竊發，鄉裏小民仍如魚聽鳴榔，鳥驚虛弦……難可遽鎮也。”他要改造“團練”，要把團練帶成正規軍。因“改圖之速”，更要“立竿見影”，所以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
但是，和湘勇們在一起操練的“兵老爺”綠營兵們受不了了，這些平日裏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哪受得了這個苦，上自提督，下至兵士，都對曾國藩怨恨不已。後來在提督和教官的挑撥下，綠營兵和湘勇時生摩擦。先是辰州兵挑起事端，又有永順兵與湘勇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勢同水火，漸至常生械鬥，常打群架。
當時的湖南提督，名叫鮑起豹，他對曾國藩很不滿意。湘軍操練很辛苦很嚴格，而提督管的綠營軍則是吊兒郎當，戰鬥力極差。相形之下，就有了是非。民間普遍認為湘軍好，綠營兵差，話傳到鮑起豹耳中，他認為湘軍的存在是在寒磣綠營；而且湘軍工資比綠營高。湘軍普通士兵月薪為四兩二錢，比綠營兵高出百分之四十，為此，鮑起豹心裏不平衡，綠營兵心裏更不平衡。兩支軍隊又時常在一起，統一操練，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士兵都喜歡賭錢。有一次，湘軍與綠營兵聚賭，因為口角引發械鬥，湘軍士兵打了綠營兵。鮑起豹就要將湘軍士兵提去處罰，曾國藩沒辦法——手下打傷了人，且犯了賭博，隻得將肇事士兵送去綠營挨軍棍。綠營畢竟是清政府的正規軍，作為“團練”的鄉勇，最多算是庶出的子嗣，唯有忍氣吞聲的份。所以曾國藩隻能在忍氣吞聲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甚至視忍耐本身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
又有一次，湘軍操練，同場還有綠營兵，不小心，湘軍一槍打了綠營的一個勤務兵。鮑起豹就對曾國藩說，你把走火的士兵找來，捆到綠營，打上三百軍棍！三百軍棍是什麼概念？至少把人打得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團練不是國家正規軍，手下既然傷及正規軍，自然得按民人襲擊軍人的法條進行處罰。隻是，真把人送過去，曾國藩很難受。沒辦法，最終還是送過去了。至於平時，綠營欺負湘軍的事例亦不少，哪怕是曾國藩的親兵，也常被打罵。
有一回湘勇哨官鮑超和塔齊布帶著幾個勇丁在長沙城中閑逛時，受到綠營兵的譏諷，塔齊布和鮑超毫不退讓，雙方矛盾激化。這幾個綠營兵氣極回營，添油加醋，極言湘勇欺人，於是鳴號列隊，大張旗鼓地來打架，這回下手更狠，打死了人。曾國藩以為，可算找到機會立威了。他對鮑起豹說，你得把肇事綠營兵捆過來，由我依法處置。依法，這個綠營兵就是死罪。曾國藩對綠營兵仗勢欺人的行為早就不滿，於是鄭重地發公文給提督鮑起豹，明確要求逮捕肇事士兵。
鮑起豹二話不說，還真就把人五花大綁地送到了曾國藩的審案局。但實際上卻派人四處散布曾國藩要嚴懲打架的綠營兵的消息。兩隊打架常有的事，卻為何隻懲罰綠營兵？綠營兵的憤怒一下子被點燃，聚在一起衝向塔齊布的住所，一頓打砸搶，虧得塔齊布躲在草叢中才幸免此劫。
這群綠營兵砸了塔齊布的房子後，又衝向曾國藩團練大臣公館，揮舞刀槍找曾國藩算賬，甚至有人咆哮要殺死曾國藩。曾國藩沒料到綠營兵會如此喪心病狂。曾國藩被堵在屋內，進退不得，隻得派人向巡撫駱秉章求救。可是，駱秉章更是隻老狐狸，明明隻一牆之隔的兩個衙門，卻一直讓綠營兵鬧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才來到審案局，且不僅沒有懲罰那些綠營兵，還當著曾國藩的麵給他們鬆綁，向他們賠不是。還要求曾國藩放人。走投無路，曾國藩無奈，隻好放人。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當著那麼多無知無識的亂民亂兵，堂堂二品大員、欽差團練大臣，明明有理卻不得不低頭，還做聲不得。隻能“打脫牙和血吞”，生生地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