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堅忍，曾國藩居官第一要義
堅忍不拔，有耐性，這是曾國藩做官的第一守則，也是他一生雖然起起落落、困境不斷，卻總能突破危局、超越困境的重要秘訣。
曾國藩的堅忍是令人難以想象的。他一生當中，咬牙堅持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不管什麼樣的屈辱，什麼樣的困境，什麼樣在別人眼中過不去的坎，翻不過的山，在曾國藩這裏，都能忍過去。這種氣質和品行似乎在他年輕時就已經形成。
清代學者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記述了曾國藩能忍的一個故事：
曾國藩還未聞達時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他與另一書生同居一室，雖受百般輕侮也能忍氣吞聲。那個書生性情怪僻。曾國藩的書桌離窗有數尺，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個書生發怒道：“我的光線都是從窗中來的，你這一搬把我的光都遮住了，我讀書都看不見了。”曾國藩說：“那我的桌子放在哪裏？”書生指著床側說：“放這裏。”曾國藩就聽他的放在了床邊。半夜裏曾國藩仍讀書不輟。那個書生又發怒道：“平日不讀書，這個時候了，還擾人清睡！”曾國藩便無聲默念。
從這個小故事中可以看出，曾國藩能忍、會忍，把一切都放在心中，而不是喜怒形於色的人。但是他的這種忍，不是懦弱，也不是畏懼，而是隱忍，是在忍耐中自強，在忍耐中奮進。其本身性格中的堅定、執著和激情，又把他的這種忍變成了努力向上的動力，因而才能受難受之氣，忍難忍之事。
他常給朋友、家人講，湖南人有一種堅忍之誌，而一個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忍性和堅定，還有什麼事做不成，什麼境界達不到呢？因為具備這種堅忍的性格，盡管他一生中遇到困難無數，但曾國藩都能夠堅持到底，忍耐到底，最終讓勝利屬於自己。
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奉命“剿撚”。針對撚軍以騎兵為主、行動迅捷的特點和僧格林沁敗亡的教訓，曾國藩逐漸確立了“河防”的戰略。
第二年六月十四日，曾國藩在徐州與劉銘傳商定了“河防大計”，計劃利用大江大河的天險地利，形成一個巨大的包圍圈，先限製撚軍的行動，再進行分段防剿，慢慢縮小包圍圈，直至最終消滅之。但曾國藩最終無功而返，完敗而歸，朝廷怪罪，同僚議論，兵士怨懟，所有的過錯都推到了曾國藩一人身上，都認定他所定下的“河防大計”不夠好不成功。
而實際上，曾國藩被免職後，李鴻章帶領淮軍擊退撚軍，用的仍是曾國藩的“河防大計”。曾國藩知道自己失敗不在於“剿撚”的戰略失誤，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願把“剿撚”之功再授予這位已撲滅了太平天國的大功臣，以免其功勞太高，將來難以駕馭。但曾國藩什麼也沒說，也全部忍了。
曾國藩常提示自家兄弟：“當此亂世，黑白顛倒……即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兄在外年餘，唯有‘忍氣’二字日日長進。”在處理與沈葆楨的矛盾上，突出地體現了他的“忍讓”功夫。
同治元年（1862）八月和閏八月間，江南各地因連年戰事而瘟疫流行，寧國境內的鮑超所部死了幾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國荃部也有多人死亡，士氣低落。湘軍在軍事上處於極其艱難危急的時刻。
然而，此刻由曾國藩一手提拔起來的江西巡撫沈葆楨，卻為保鎮定江西本省軍隊的糧餉，扣下應發給湘軍的五萬兩厘金自用。這不啻使曾國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記中多處反映了自己焦灼和憂鬱的心情。
當時，曾國藩的幕僚們無不大罵沈葆楨忘恩負義，因為沈葆楨是曾國藩多次推薦，才得以候補道員升任為巡撫的，而且他這個巡撫還得歸曾國藩這個總督來管。對於沈葆楨的忘恩負義，湘軍大營所有人都氣憤填膺，大罵沈葆楨。
一眾幕僚及曾國荃都主張上奏彈劾沈葆楨，告他防守不力，丟失城府，吏治無方，劣幕操縱；彈劾他不顧大局，斷絕湘軍供餉，造成金陵圍城軍的困難，後果難料。一定彈劾得他丟官回家去。
曾國藩聽了大家的議論，也準備據此好好參一下沈葆楨。以現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亟待讓湘軍攻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丟失的城縣，以沈葆楨的不顧大局，參掉一個沈葆楨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冷靜下來，想到沈葆楨是自己一手保薦的，又是自己節製下的巡撫，因為軍餉問題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員，也太沒有涵養。再說了，目前是九弟曾國荃圍困金陵，隻待城破，這大功便無別人的份。誰都眼紅，曾國荃鋒芒畢露，已是眾矢之的了，若再為他爭餉，必然會給攻訐者提供口實。思前想後，他放棄了彈劾沈葆楨的念頭，決定還是以忍讓來處理這件事。
好多人都為曾國藩鳴不平，但曾國藩覺得忍讓一下也沒關係，後來他還解剖自己，認為自己忍字功夫還是不夠。
處理與沈葆楨的矛盾問題上，曾國藩的寬容和忍讓，為他和曾國荃減少在官場的矛盾，集中更多的精力處理政務、對付外敵提供了保障。
他的忍，更是堅忍。曾國藩在江西帶兵的時候，因為他所處的環境，當時雖是督師，實居寄客的地位，籌兵籌餉，一無實權，二無實力，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常常為難他，隻有胡林翼是真心幫他的忙。那幾年曾國藩艱難異常，是大家公認的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要不是他的堅忍，不是他能忍而且不餒，哪會有後來的驚世奇功。